在线阅读陕西渭南禁书：谢朝平《大迁徙》全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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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南禁书：谢朝平著作《大迁徙》(第五章)

【北美在线 NAOL.CA】 2010/09/01 分类：移民作者：谢朝平

北美在线(NAOL.CA)编者按：2010年8月19日，55岁的作家、记者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从北京家中带走（9月1日新华网报道），在21世纪的中国掀起轩然大波。

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从警方获悉，“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谢朝平著作《大迁徙》（火花增刊）

第五章劫后“伊甸园”

26、故土已荒芜
到移民返库工作宣布结束的1988年底，7.3万多名移民回到了三十多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那个“伊甸园”。
还乡者重归故土的情景凄凉得令人心酸：没有敲锣打鼓的欢迎，没有谁理会他们归后的食宿，甚至没有人给他们递上一杯茶水。“公路上蠕动着一支几乎可称作难民的队伍，一户又一户的移民自己拉着架子车，肩挑手提着破烂的家当，人们默默地走着，没有欢笑也没有生气……”
源于甘南的渭河自从有了三门峡电站后便在流水不畅的河床里疲惫无力地缓缓流经关中平原，这条黄河最大的支流，陕西人的母亲河只能拖着她羸弱的躯体，平淡而冷清地迎接她的儿女回归到自己身旁。
回到黄河滩上，关中人心目中的那个“伊甸园”如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踪无影，映入“难民”眼中的故土已荒芜衰败，满目疮痍——昔日的房屋早在三十年前就被拆成一堆残垣断壁掩没在杂草丛中。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牛欢羊叫的情景已成了所有移民久远的梦中记忆。鸟语花香的家园不见了，原来人们引以自豪的绿洲不见了，被农场砍成一片白花花的树桩怒目苍天，向旧时主人诉说那场疯狂的砍伐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灾难。
迎接移民们的土地也是那样的贫瘠瘦弱。陕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马百党曾愤怒地指出：“返库移民只是得到了少量的贫瘠土地，库区过去原本属于移民的肥沃土地，大部份仍然被部队和国营农场经营着。”
事实上，移民得到的土地不仅仅只是贫瘠，1986年，移民返库安置时，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所移交安置移民的土地大都分布在库区的沿河与堤外地带。三门峡水库引起的黄河回水垫高了黄河及渭河的河床，使黄、渭、洛（河）三角洲的地下水位普遍升高了2至3米，原来的平原地带变成了低洼地。土地大面积盐碱化、水涝化已成为难以遏制的现象。而移民接收的盐碱地和涝洼地达12万亩，占划拨给移民使用土地的40％以上。
这40％以上的土地在作家冷梦的笔下“像是一个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女儿，二十多年后，骨肉团聚，女儿却不再认识他们。她变得暴戾无情，变得刻薄悭吝，仿佛她曾被恶魔掠去过阴曹地府一遭，心肝肺脏全被换过……”
“换过了心肝肺脏”的土地也改变了它原来令人羡慕的“容颜”。在库区采访期间，记者不时看见大片大片如雪似霜的白色物覆盖在土地上。移民们告诉记者，这是盐碱地，这种盐碱土是无法耕种的，若要对其改良和利用，必须经过排盐、洗盐、降低土壤盐分含量；再种植耐盐碱的植物，培肥土壤；最后种植作物。具体的改良措施是：排水，灌溉洗盐，放淤改良，种植水稻，培肥改良，平整土地和化学改良。
衣食无着的移民要以这样的程序改造这样的盐碱地谈何容易。一老移民告诉记者：当时，我们吃水都成问题，哪里还有水灌溉洗盐，放淤改良？
即使是这样的盐碱地和涝洼地，还埋下了因破坏生态而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灾难隐患。第一批难民回归之时，库内的那场疯狂的砍伐还未结束。苗福群“司令”的“秘书”聂小二对那场极其疯狂的砍伐至今仍记忆犹新：国有、部队农场在交出土地前夕，像发疯的“屠夫”一样对库区那些郁郁葱葱的林木进行了毁灭性砍伐。返库的移民老远就看见拉树的汽车不断来来往往，咚咚咚的砍伐声和哗哗哗的拉锯声不绝于耳，倒下的大小树木挡住了道路，公路两旁、村道渠边，房前屋后，全是白碴碴的树桩……
聂小二也加入了苗福群组织的阻止砍伐的拦车护林队伍。但对峙了一阵，移民被闻讯赶来的政府干部连拉带劝地弄走了。看着拉满树木的卡车远去，拦车护林的移民心中充满悲愤与怆然。他们深知，失去林木护卫的黄河滩将大难临头，报复的黄河水将漫上滩来吞噬这片土地，夺走这里的富庶，把饥饿、贫穷留给它原先的主人。
这种可以预料的结局果然很快来到，数年间，大自然能够给予人类造成伤害的旱、涝、洪、碱和塌岸等等灾害在曾被人们羡慕不已的那块叫“关中白菜心”的地方粉墨登场，轮番肆虐。
三门峡水库建成后，黄河主流逼渭河倒流，使位于黄河西岸的陕西大片大片的土地塌进黄河。渭南市移民局原主任郑博（化名）告诉给了记者这样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移民返库后到他退休的2005年，库区因塌库而损失的土地就有三万多亩。他说：这三万多亩都“长”到与陕西隔河相望的的山西省永济县去了。这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仍留在白水县尧禾镇的移民姜宏哲至今还记得：“农场那些并不懂得土地，更不热爱土地的的农工们多年掠夺式经营使土地变得贫瘠不堪，我们回到库区时，田里荒草长得老高，人在地里劳动看不到人的影子。原来那些肥得流油，一季能产七八百斤小麦，五六百斤花生的地都板结了荒芜了，根本无法种庄稼，所以，我们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荒。”
荒地还未开完，灾难降临了——1987年到1990年连续四年大旱。从白水县移回华阴市的姜宏哲回忆说：那四年，种植的花生、豆类全部受旱减产，玉米不结玉米芯，棉花不结桃，一亩地只能收一百来斤花生，一亩棉花产量也就三五十斤。这样的产量都只有我们离库前的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左右。特别是1988年七八月份，五十多天没有下过雨，晒裂的地里可伸进拳头，花生苗拔起来可以点着，半人高的玉米全是一片焦黄……
“土地被糟蹋得无法耕种，我们伤心透了。”满怀希望回到库区的姜宏哲又带着对故土的绝望和悲伤回到了安置区。
“闹”着回库区又黯然神伤地离开库区的绝非姜宏哲一人。1987年6月，白水县尧禾、西固等镇的800多移民兴高采烈地离开“种地靠天，煮饭无水”高山旱塬，回到了华阴孙庄村。孙庄村的那片被农工“换过了心肝肺脏”的土地也毫不客气地对800白水移民当头一棒：荒芜、沙化、盐碱化、旱灾、水灾接二连三地坑害这片土地旧时的主人，使得这个已被折腾得一穷二白的群体瓦上加霜，深陷绝境。
煎熬返库移民的不仅仅是连年旱灾造成的衣食无着，恶劣的居住条件更是严重地威胁着他们生存。初回库区的7万多移民几乎没有一人建过瓦房，全是清一色的的庵棚。华阴县西阳乡原分管移民工作的副乡长郭中举至今还记得：1987年后，华阴的华西村，大荔的平民乡等移民安置点一排排、一片片全是星罗棋布的庵棚。这些庵棚里没有自来水，一般要一两百户人家共同筹钱才打得起一口井，移民们吃水都要到很远的井里挑；庵棚区域里没有电灯，家家户都只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或者用破碗、灯草做一个“桐油灯”；偌大的庵棚区大多没有厕所，人们大多是在庵棚旁挖个坑，再牵上一块遮羞的破布，那便是厕所了。有位乡干部说，哪里若臭气熏天，那一定就是移民的庵棚区。庵棚区没有排水系统，移民们常常是将用过的污水随地乱泼，所以，庵棚周围永远是污水横流。偶遇下雨，雨水会将“厕所”里的屎尿漫出，溢向庵棚区的每个角落。
庵棚内的情况更遭。不到两米高的庵棚矮小黑暗阴湿，四壁透风，居住其中，夏天大汗如雨，冬如冰窟，雨天屋里比屋外的雨还大；晴日，周围那在臭气熏天的屎尿中嗡嗡乱飞的苍蝇和肥硕的耗子则不断把疾病传染给庵中的移民。那时别说生什么大病，就是害个伤风感冒对这些腰无分文的移民也是要命的。然而，痢疾、流感、鼠疫等移民闻所未闻的传染病却以猙狞的面孔轮番地出现在庵棚区，无钱医治者只有在饥寒交迫中等待死亡的来临。
绝境中，求生的本能使人想起了安置区，那里虽然也很贫困，也会受到饥寒交迫的煎熬，但那里有可以遮风避雨的破窑与瓦房，高塬里有可以充饥的野果野菜，大山里清新的空气中没有屎尿的臭气，也没有那么多传播疾病的苍蝇。于是，800移民将刚刚从白水转回华阴的户口连同闹腾了二十多年才得到的返库“成果”扔在了绝望的孙庄村，又逃荒般地返回了白水。如今，留在孙庄村的白水移民仅十余户。
重返安置区后，移民们又曾经一度想重回孙庄村。但他们这次却是有去难回了——他们回安置区的行动已经演化成为一些官员的“好处”——800移民的户口早被当地转走，移民走后的名额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卖给了来自内蒙、山西河北等地的假移民，应分给800移民的土地也作为“富余土地”以高价承包了出去。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就在800移民回到白水县安置区不久后的1991年，华阴倒是迎来了少有的风调雨顺，关中平原上麦浪翻滚，玉米茂盛。但一场大雨后，汹涌的洪水漫来，整个库区被淹，眼看就要到手的丰收毁之一旦……
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水灾又像影子一样死死缠住了关中这个多灾多难的群体。上游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导致库区洪灾频频发生——1987年，渭河支流柳叶河决堤，数万亩农田被淹；1992年8月，黄、渭、洛三河同时决口，淹没库区移民村庄十四个，受灾移民达一万一千多人；1994年9月至1999年5月，洛河、渭河、渭河支流罗夫河多次决堤，堤内移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2000年10月，渭河及其支流方山河接连决堤，移民15000亩滩地被淹，630亩鱼池被毁，多处道路机井大棚受损，经济损失达3000万元，并造成11人死亡4人失踪。
特别是在2003年秋季，渭河流域接连出现了几十年一遇的5次特大洪峰，渭河洪水不能畅入黄河，形成倒流，致使渭河及其支流多处垮堤、毁岸，巨大的洪流从决口处居高临下，形成瀑布。抗洪战士将6辆装满石头的大卡车和大客车推入决口堵水，转眼间不见其踪迹。这次洪灾还致使华县境内的几条南山支流相继决口，4亿多立方米的洪水淹没了华县的7个乡镇，并危及到了华县县城和渭南城区的安全。为了保障华县、渭南两城的安全，地方政府便采取了炸堤开口——人为地把华县境内的数亿立方米洪水泄入华阴市移民区，数万移民的农田洪水蔓延，庄稼淹没，汪洋一片，一望无际，不少洼地的积水达5米多深，移民眼看就要收获的玉米、豆子、棉花、花生及各类瓜果均成了“海”底植物。
更为惨痛的是，移民返库经过多年艰苦奋斗，用净所有积蓄好不容易建起了房子（大部分建房都欠着贷款、借款），可刚喜迁新居就被这场洪水无情吞没，屋舍被冲塌，家产被冲走，储粮被泡烂，畜禽被淹死……。
华阴市罗西村移民妇女王丽红曾给一位记者哭诉：“长期以来，渭河水患就像噩梦一样陪伴困扰着移民。我1996年嫁到罗西村，为了躲避洪水已经搬出搬进三次了。每次来洪水，房子就被淹，连家具也被泡坏了。”
华阴市高家村移民董生鑫家盖了一栋不错的房子，但房子里面除了睡觉的床和一些小凳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他告诉记者：“房子修好，就买了家具，但2003年的洪灾后全泡烂了。后又买了，2005年又发大水，吓得一家人忙拖着家具往外逃，结果，家具在路上全颠坏了。那之后，家里就再也不买家具了。”记者笑他因噎废食，董生鑫摇着手分辩说：“库区里的人做家具纯粹是浪费，大水一来，就全泡汤！”
27、贫穷的根子
世界上常通用恩格尔系数理论去判断、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活水平的高低。恩格尔系数理论的一个主要标准是：用于主食的开支所占日常支出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低；用于副食的开支所占的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高。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衡量、判断三门峡库区移民的生活水平还能使用恩格尔系数理论吗？答案是肯定的——那时库区移民的生活水平是绝对不能也绝对无法用恩格尔系数理论去判断的，而只能用“穷”或“特别穷”、“非常穷”这样的字眼去概括他们的日子。
当时的移民穷到什么程度？中央调查组在澄城县调查时，曾对一家移民的全部家当进行过高价的评估，但再怎么高价，这家移民的家当都只值80余元。
还有更穷的。一个叫张亚平移民独居山腰里一废弃的破窑洞里，他的邻居讲，从没有见过张家人集体出现在外边，因他一家数口同穿一条裤子，谁出门就谁穿，不出门的光着屁股躲在家里……
移民们说,在安置区，大伙的日都好不到哪里，“高塬安家，山洞当房，三块石头一口锅，四根木棒一架床，麻袋铺盖棕为衣，山果野菜半年粮”的情况比比皆是。
据移民部门调查，移民中的贫困户和特困户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搞了近20年移民领导工作的原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在他那本《求实》的书中借用世界银行对非自愿移民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
“世行移民政策的基本点就是防止迁移居民受穷”。
“恢复原先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件艰巨的任务”。
“移民的基本冲击就是恢复迁移居民相当的生活水平，不低于过去的生活水平是实实在在的目标，但它不是容易或简单的事。拆散一个正在运转的生产系统是‘容易’而快捷的，而重建一个新系统是缓慢、担风险、有困难的”。
“世行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提高移民原有的水平和经济收入，或者至少是恢复原来的水准，其条款保护并扩大了移民的权利，并为恢复他们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完全保障体系，只要有可能，世行政策就会使非自愿移民变为一次发展的机会，并让移民分享引起移民的开发工程收益，以提高其原有的生活水平。”
“要想做到合理的移民，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并非易事，它们将面临竞争、资金限制及许多体制上约束等问题。”
“认识到移民工作本身的艰难性是动员一切方法认真完成该项任务的首要一步。”
“移民们应该：(1)从移民费用中获得损失的赔偿；(2)得到分享工程收益的机会；(3)在迁移期间和迁居新地的过渡过程中得到帮助。”
三门峡库区移民遭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他们最先失去了就是从“移民费用中获得损失的赔偿”的机会，当初搬迁时的500元移民费用，大多用于了移民干部的工作费用，移民还有什么机会获得损失的赔偿？
“分享工程收益”更无从谈起，据黄委会有关资料显示，三门峡电站修建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说给三门峡市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也不讲发电卖了多少钱，更不讲因电站修建给下游各省带来的好处，光给下游减少洪涝灾害损失一项就已达500多亿元。而当初希望库区“迁一家，保万家”的下游人挣到了钱并安居乐业后，早忘记了为他们的安居乐业付出巨大牺牲的库区移民还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
为此，陕西和河南已打了近半个世纪的口水仗。
至于“在迁移期间和迁居新地的过渡过程中得到帮助”更无从说起，到宁夏的移民大多是家破人亡而归，到陕北高塬被折腾得一穷二白的7.3万多移民在“自拆、自运、自建”的政策下回到库区时的惨景更是难以言表……
在库区，有一句带怨气的话，说修三门峡电站是“功在国家、利在电站、难在地方、苦在移民。”有官员认为：“说难听一点，实际上是，利在国家，害在地方”。
陕西省移民办赵建华主任在那篇曾获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库经济专业委员会1996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的文章《老水库移民问题出现的几个强烈反差应引起足够重视》中记载：“移民搬迁之后，绝大多数的安置点比原来库区的条件差很多，移民经济状况较建库前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安置在蒲城、合阳、白水、
澄城、富平等县的15万移民，生产生活条件更差，长期不得温饱。从1960年至1981年，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上下，人均口粮只有200来斤。一些移民特困户，生活境地更坏，有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来元，劳动日值只有三、四分钱，有的全部家当不足百元，有的成不起家，有的变卖衣物、家具看病，有的卖血度日、乞讨为生，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移民安置区人畜饮水困难，水源缺、水质差，移民长期吃苦水、饮高氟水的问题十分普遍。一些移民户住房也十分困难，有的长期借房居住，有的几代同室，有的甚至人畜共舍。至今还有三万多移民在危房破窑中勉强栖身。”
赵主任强调，重新安置的十万（渭南移民志记录为7.3万余人）移民中有4万多人无力建房，仍然栖身于临时搭建的庵棚中，境况凄惨；外迁移民有20.4万人处在温饱线下，其中8万人特别贫困靠民政救济、社会救助度日……
在库区采访的日子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老在记者脑际盘旋：移民那贫穷的根子究竟从哪里长出？
前文提到移民所处的安置环境固然是造成他们贫穷的重要原因，但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原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1996年在《当前水库移民几个突出问题的反映》的文章中认为：政府在对待新老移民时扶持政策反差强烈，使部分老移民成了特殊的贫困群体。
在谈到老移民与新移民待遇不同的反差时，赵主任把例子具体到了三门峡和三峡水库：“反差之大，莫过于两个‘三峡’：新的‘三峡’中间没有‘门’却有门，方方面面的补偿水平都很高；老的‘三峡’中间有‘门’却没有门，移民的生活跟生产都很差。”
赵建华列举了几组数据：现在新移民的人均补偿约1.5万元，有的超过两万甚至达到了三万。而三门峡等老水库移民当时人均补偿大多在500元左右，加上10年扶持投入的500元，共计只有1000元左右。
赵主任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国家对新建水库移民安置很重视。从电视上看到，国家拨款把新水库移民的房子盖好了，验收再验收，达到满意才搬进去；柑桔园建好了，水、路、电通了，交给移民使用。这是对的，应该的。但是，对老移民问题关心不够，得过且过，能推就推，留下一大堆问题没人管。而老移民的重新搬迁安置，房屋是自拆自运自建。为了生存借点钱兴建农田水利还要还本付息，这太不合理。同样是移民，新老待遇天壤之别！
赵主任在那篇《老水库移民问题出现的几个强烈反差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文章中叫苦道：这些反差在接待移民**告状者时，从道理上说服不了移民，觉得理亏。国家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到现场看后也认为是欠下移民的债……
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阳光下的水库移民，“缘何不平乃尔”。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很容易形成心态的不平衡而导致不稳定。
分析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时，赵主任认为：可能是在新建工程时，国家和政府找移民，不得不让步；而老工程早已建成了，移民有问题自然反过来找政府。在政府有困难的情况下，往往难下大决心去解决以至被搁置和忽视。
广大移民群众“咬牙过关，重建家园”的同时，当然十分渴望社会理解他们，他们的贫穷不是自己造成的，当初不是支援国家建设修水库，也会和其他好多地方的农民群众一样，已经治穷致富，不会落得现在这样的可怜巴几；也十分渴望下游人民饮水思源支援他们，当初“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现在下游千家好，上游一家难，应该回过头来“千家保一家”，这才符合国家规定的受益区分担的原则；还十分渴望国家扶持他们，国家对一般贫困区(指老少边穷)人民那么关心，又给钱又给政策优惠，而他们是为了国家建设而贫困的，比一般贫困地区更为迫切地需要国家再扶持一下，度过难关。
赵主任呼吁：三门峡库区移民渴望和要求是不高的，是符合情理的，应该得到充分理解、同情和支持，应当继续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
国家有能力兴建三峡这样的工程，无力解决老移民的问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广大老移民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国家和社会是欠了移民的债的，现在提高库区建设基金标准，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合情合理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完全应该接受的……
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水库移民安置优惠政策的探讨》文章中，赵主任再次讲道：对水库移民实行优惠，既不是恩赐，也不单纯是照顾，而是社会应尽的一份责任。实行移民优惠政策应贯穿在移民生活安置和生产发展的始终，不能视为权宜之计。由于移民今日的生活是许多代人投资和劳动积累的结果，如打算在极短时间内，用所谓一次性补偿，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恰好在这方面，实物补偿往往延伸不到；而优惠政策却便于发挥作用。当然，对移民实行优惠政策也不是无限期的。如果新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和超过了原有的水平，而且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即可“摘帽脱钩”。
容易使移民贫穷的再一个原因是频繁的搬迁。
俗话说，一搬三年穷。几十年来，移民们都在贫困线上苦苦煎熬和挣扎，刚有一点积蓄时，几乎又都在不断的搬迁中折腾。他们中，少的已搬家三至五次，多的搬家达**次之多。当初的小伙子大多“搬”成了年逾古稀的耄耋老者。他们几代人的奋发努力和艰苦辛劳，都“贡献”给了不断的搬迁之中。由于不断搬迁，每个家庭的家产越搬越少，越迁越穷。多数人搬没了住房，搬得无吃无穿，搬得没有钱供子女上学。每搬一次，他们都必须付出高额而沉重的代价——
大荔籍移民李之山告诉了记者这样一组他1987年搬迁返库时变卖家具的账单：三间土墙房，30元；一个上好的楠木大衣柜，10元；一个装粮的大木柜，7元；三张床,9元；一张桌，四条板凳，3元……
而李之山在置办这些家当时的花费却超过1.3万余元。1.3万余元的家当贬值成不足百元的“废品”仅仅只是因为一次搬迁。搬迁一次如此，三五次会把多少家产“折腾”成“废品”？**次呢？这笔账的结果非常明显：搬过几次后，到了真正该搬，真正可以回到库区“安居乐业”时，这些移民都已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
这种穷人是很难翻身的。郗长运系大荔县平民乡三村返库移民，1959年迁移到澄城县庄头公社，后来几次搬迁，家产遗弃，损失惨重。1986年返库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三村一组时，这个五口之家再也无力重新启动新的生活。时至今日，郗长运还和儿子、儿媳及两个孙子三代人同住在一间破房里。。
在这群“宁为库区鬼，不作安置区人”移民中，那个凭借不屈不饶的精神，在搬迁了八次后居然还能盖房造屋的赵德龙也许算是一个不错的特例。
对于动荡的往事，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年过七旬的赵德龙依旧记忆犹新。他说：第一次搬迁是1956年8月，我只身一人迁移到了宁夏的陶乐县，这个西是黄河、东是沙漠，南北20多里长的新“家”像大海中的岛屿，没有人烟，全是荒草，喝的是苦咸的地下水，一米多深的地窝工棚便是我们先遣队的住房。这种荒凉环境与生存条件吓得我们当晚就全部逃跑了。
逃回朝邑，我和全家11口人被强行搬迁到了宁夏陶乐县月牙湖大队头道敦。在那里，我们一家苦苦煎熬了6个年头，丢下了五条生命，1962年3月才返回陕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阳县项村，暂时居住在该村群众家里。
当时，我的奶奶和叔父移民澄城县，我们一家生活在合阳县，我们总想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个照应。于是，经我和叔父多次请求澄城和合阳两县的移民局，最后终于同意将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县我叔父的村子。1963年5月，我们全家6人又从合阳县项村第四次搬迁到了澄城县冯原公社东仁卓村。
在东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因该村地处旱塬沟壑地区，土地脊薄，产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当地政府在1964年8月又决定将我家迁到本公社的蔺家岭村，一家六口人住在一孔小窑洞里，一住就是10年。
随着几个孩子的年龄不断增长，六口人在一孔小窑洞里实在无法居住和生活，于是，1974年9月，我动用10年的积蓄在蔺家岭村外一里远的地方自费建了两孔一院的新窑洞。尽管这个新居因缺钱而长期没有安装大门，但这第六次搬迁，我们总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园。
1985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库定居，当时我多想马上返库，但“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使得我1989年11月才咬牙搬回我的老家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用仅有的几十元钱在农工那里购买了一间简易房栖身。
返到库区，我家一贫如洗，国家对移民的补助款与扶持款我也没有得到一点，只有靠着种地务农维持生计。1999年3月，我连借带积攒，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才到政府规划的村台上盖起了新房。一家人搬进新房时，我在心底默默地祷告：但愿这第八次搬迁是我的最后一次搬迁……
处在库区那样的环境里，不要再搬迁的愿望似乎也是件太奢侈的事。现年68岁的华阴市华西镇葱湾村返库移民史金明，原籍华阴县焦镇乡良村。1956年，史金明一家三口举家迁往宁夏陶乐县，哥哥葬身沙漠中后，史金明和母亲逃回华阴，在老家过着黑户生活，藏在库区给别人看管西瓜或干点农活，打工糊口，食宿无着。1986年，才返迁到了库区安置村。全家人大干苦干十多年，终于建起了房子，可2003年，渭河一场大洪水，将其家产一扫而光，于是，他不得不开始新的搬迁和建设……
移民贫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断言：当地官员若不以开发等名义浪费那么多移民经费，他们若能将中央和省里的拨款都用于移民，他们若不侵吞或不让数千名非移民进库侵占移民利益，他们若能将未安置移民余下的那15万亩土地的出租费都用于移民事业的发展或把土地交由移民经营，那么，广大移民的生活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
在后边的一些章节里，记者将讲述李万明谈到的那些问题，看了那些问题，李万明的说法有无道理，想必读者自有评说。
28、回家无路
198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当政府宣布可重返故里的移民名单时，很多移民都放弃了为返回家园而抗争了二十多年才赢得的机会。
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告诉记者：当年移出库区的28.7万移民如今已繁衍到近50万。但真正返回库区的移民只有7.3万多人。
从工会主席列举的数据中，记者注意到，闹返库闹得最厉害的那些县返库的人数却最少：澄城县历来是移民闹返库的“重灾区”，四个闹返库的移民“司令”中的苗福群、陈文山都出自澄城县。可当中央《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等返库文件传达到澄城县的移民中时，移民的反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激动和强烈。老移民王来成说：初时非常激动，但一算搬家和回去后建房的费用，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搬不起家了。
“搬不起家”的澄城县移民只有一万余人返回库区，一万六千多库区人将世世代代留在澄城。
大荔、华阴、潼关等县返库的人数也大打折扣。大荔迁出148087人，实际返库51794人；华阴迁出71897人，实际返库26450人；潼关迁出1694人，实际返库950人。其余各县皆反应冷淡。
中央和省里对这种奇怪的“冷淡”作过一次调研。结果很快出来了：不是移民们不想回家，而是当时政府对三门峡水库返迁库区安置移民实**屋“自拆、自运、自建”的政策，使他们搬不起家——一个穷字隔断了移民的回家之路。二十多年来的17次“闹”返库和不断的搬迁已使绝大多数移民精疲力竭，一贫如洗，他们已太累了，不想也无力再折腾了。中央给了公道，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归之时，他们却已失去重建家园之力，只好继续留在条件恶劣、土地贫瘠的安置区。
澄城县王庄乡移民马福全，十七次闹返库他就参加了十六次，只有一次因病没去参加，他渴望重返库区的心情可想而知。马福全在安置区的土地是不毛的沟边地，打不下粮食，勒紧裤带闹返库，穷上加穷。全家五口人，他和老伴，人高马大的两个儿子和二十多岁的大姑娘，挤住在一间破窑洞里。大儿30多，马老汉东凑西借好不容易盖了间草房给儿子完了婚，婚后没一年，媳妇嫌穷，跑了；二儿子的婚事老汉就更无力问津……无力为儿子娶媳妇的马福全更无力返库。政府同意安排部分移民返库的福音，对马福全除了具有安慰意味之外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马福全至今仍旧留在他的迁移地，固守着沟边的几亩不毛之地……”
与马福全比，还有更不幸的人——该回家时已家破人散。
张方儿，富平县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孤寡老人，这个瘦骨伶仃，头发雪白，脸和手都全似酱油颜色的八旬老汉，一身破旧的黑对襟衣服，已分不清颜色的裤子紧扎着裤脚，走路都随时有被大风刮倒的危险。就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子骨，还得常年驼背弯腰，倨偻着身子在渭北高塬一个叫老王村那贫瘠的土地里刨食。
张方儿原籍华阴县西阳乡北严村，1956年，为响应政府号召，他全家五口远迁宁夏陶乐县新华公社西陶二队。一天，张方儿的母亲和他五岁的儿子冒着大风出外拾柴，不幸被风沙淹没。父亲前去寻找，也一去不归。一夜之间，痛失三位亲人，张方儿的妻子不堪此痛，跳河身亡。从此后，全家只剩下张方儿孤独一人。1960年冬天，他越过黄河逃回了陕西。后来被政府安置在富平县老王村。
1987年，移民返库时，乡亲们曾想将这个可怜的老汉带回华阴。可张方儿说：一家四口都在他乡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了，我一个人还回什么家？让我留在富平，死后也在他乡变成孤魂野鬼去会他们吧……
如今居住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的返库移民李治同张方儿的身世有些相似。他的父亲李志德也是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带领全家7口人迁到宁夏陶乐县马太沟的。1958年7月，李志德的父亲李茂才到野外拣柴，被荒沙掩埋。1959年3月，李志德4岁的小女儿李菊叶患病无钱医治早亡。
不久，李志德忧郁成疾，与世长辞。1961年，李的老婆带上剩下的三个孩子逃回陕西。因无力养活几个孩子，只好将大儿过继给别人，带着小儿李治和小女儿改嫁到了华县柳枝镇丰良村。1987年，移民们都返库了，李治焦急万分，他奔走在母亲居住的华县柳枝镇丰良村和妹妹出嫁的华县柳枝镇张桥村商量“回家”的事，可按照政策，他改嫁的母亲和出嫁的妹妹已不能回“家”了，沮丧的李治只好只身一人回到华阴市华西镇良坊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他们闹着盼着好不容易才返回的库区……
回到库区，李治才发现通向富裕的“时空隧道”被堵死了，自己已迷失了回家的路，怎么也走不进当年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关中白菜心”，走不进那个富庶的家园。相反，贫穷像一块揭不掉的牛皮癣膏药牢牢地在他们的身上贴了二十多年。当城里人以忆苦思甜的口吻诉说上世纪60年代自己仅仅只住了平房，70年代委屈于筒子楼，90年代屈尊于单元楼时，数万名返库移民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都“弓身”于自建的既矮小又简陋的庵棚里。
采访时，移民们告诉记者，那时，光秃秃的黄河滩上，到处都是用泥巴、树棍、茅草临时搭起来的庵棚，棚内四壁透风，室内并不比狂风呼啸肆虐的黄河滩更暖和。这样的茅屋，移民们住了十多年。十多个寒暑里，尽管政府为移民安身给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批给平价木材、钢材)，但“积贫难返”的移民却无力搬上村台，无力修建房屋，都住在不避风雨的临时庵棚里……
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社的席小运，是移民中出了名的穷人。这个年轻时也曾是高高大大的关中汉子，如今已被岁月的巨大压力与生活的重负压得弯腰驼背，在人们眼里变得越来越渺小和无足轻重。大多数时间，这位一身破衣，总散发出一种酸臭的老汉的脸部都被迫呈七十度左右的角度俯视地面，只有听到雷声时，他才会使劲后倾着身子，吃力地抬起头，仰起那张已经沟壑密布的脸膛，用手在他那双早已浑浊，早以没有欲望的眼睛上方搭一“凉棚”，向天空张望那些翻滚的乌云和不断闪击的雷电——他怕下雨——准确地说，他是怕下雨时他家那唯一的一间房子漏雨，他怕看见雨水浮起家中的小凳和脸盆飘摇时的情景，他怕雨中的一家五口无“立锥之地”……
每当此时，一个充满疑问的强烈的愿望总会在他心底涌起：什么时候才能盖一间不漏雨的房子？
席小运同大多数移民有着相似的经历：年轻时响应政府的号召迁往了澄城县越家庄，折腾得一穷二白时又返库回到平民乡。但他却有着同很多移民不一样的命运：妻子因嫌他太穷离他而去，他是以孤寡老人的形象“回家”的。“回家”后，人单力薄的席小运已无建房之力，只好“借”住在农建师遗弃的一间房子里。
房子共20平方米，多年风吹雨打，墙体已破旧不堪，墙上的石灰水泥已经脱落，露出砖头的墙壁好几处都开始裂缝，能看到外面的光线。但席小运也没有财力去修复它，只是弄些稀泥堵上那些裂缝，掩盖住房子随时都可能垮塌的险情。二十多年来，只是女儿结婚时，他才借款将房顶翻盖了一下，并在房子的旁边用芦苇搭了一间伙房。早些年，席小运一直住在四面透风的伙房里，一任那风雨吹打和蚊虫叮咬。近些年来，随着年龄越来越老，他越来越廋弱的身子骨在隆冬季节实在抵御不了关中那透心凉的寒风时，席小运才在彻骨的冰霜降临前搬离似冰窟的伙房，与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挤在那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破屋里，等到春暖花开时再搬回伙房里。
记者前去库区采访时正值2008年隆冬，春节期间的一场大雪袭击了大半个南中国，也把八百里关中变成了茫茫雪原。这样的季节，席小运自然只有“三世同堂”。走进那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室内虽然十分昏暗，但门口投进的光线还是让记者把室内所有的破败尽收眼底：两架用木板拼成的床并排摆在房间的两端，床上堆着又脏又乱的被子，黑黢黢的棉絮从破洞露出，把主人的贫困潦倒暴露无遗。床与床之间有一个大纸箱和一个被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一看就知道那一定是这一家人的“衣柜”。房中间有电灯，但没有开，席小运苦笑着说：“没钱交电费，不敢开。”墙角的小桌上，那台21吋的黑白电视被一层厚厚的灰尘包裹着，那是六年前别人买彩电后不要了送给席小运的，但席小运很少开它，因它老是波浪一样闪着，还总是有影子没声音……
村民们告诉记者，不是这个家庭的人不勤奋努力，也不是他们没有修房造屋的机会。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万元实施返库移民安居工程，每户移民可从中领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上边”给移民发放此款时，要强行扣掉400至2000多元，并且要房子建好后才能去领这个钱，席小运家无钱先建房，建房的机会就丢掉了。
错过这次建房机会后，席小运曾同女儿、女婿商议：慢慢积攒，有钱时再修。女儿、女婿没有文化，但特别能吃苦耐劳。不过，光有这些似乎还不行，在平民乡那种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的地方，人均一亩多地，风调雨顺的年头，捞个吃穿不愁就不错了，还奢谈什么修房造屋？那可是需要几万甚至十来万元钞票才能去想的事情。对这个家庭来说，几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那可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一家五口，两个孩子读书要钱，席小运年迈多病要钱，生活中的柴盐油米要钱，席小运的女儿、女婿又没有别的挣钱的手艺，想承包点土地又无本钱，更何况，听说村里好些人借了款也没能租到地……
离开席家时，记者在想，席小运这辈子还能住上自己建造的新房吗？如果他自己无力建造，党的阳光雨露能惠及这个被历史遗忘了的可怜之人吗？
29、“光棍”和“另册移民”之痛
也许，在返库移民中，马进才一家的运气可能要算是最背的了。
现年78岁的马进才原系朝邑县东社乡东社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远迁宁夏，在那里受尽熬煎返库后被安置在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组，全家6口人。
值得一提的是，马进才有着一段与一般移民不一样的经历——1950年，他参加抗美援朝，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的洗礼。马进才命大——战场上，冲锋陷阵，他居然能皮毛无损，全身而退。只是在一次战斗中，几发炮弹爆炸在身旁，他被震昏过去，耳朵被震“背”了，脑子也不好使，有点痴呆。因作战勇敢，马进才多次立功受奖。他当过村长的侄儿回忆说：小时候，我看见叔父的奖章、证书一大堆。
一大堆奖章证书似乎并没能改变一个功臣的命运，家庭贫穷，脑子已不太灵光的马进才年过三十还婚姻无着，到后来，高大英俊的“功臣”只好同一因长期饮用高氟水而长得只有1米高的残疾女子结婚。“搬一家，保千家”开始后，刚脱下征衣的马进才又被选为积极分子“推荐”进了赴宁夏的移民先锋队。此后，闹返陕、闹返库，到1987年真正能返库时，家里的全部“资本”就只剩下六口光消费没进项的人了。
回到大荔县平民乡三村六组，马进才一家接管了农工回城时留给移民的“战利品”——一间半瓦房，大的瓦房约15平方米，半间8平方米。孩子们小时是一家六口都挤在那间大房子里，半间房作厨房。儿女们大了，就三个儿子住大间，老两口和女儿住半间，厨房另搭了间庵棚。
就这样，一间半破瓦房禁锢和封闭了马进才全家的所有生活，返库二十多年以来，一家六口在这个狭窄的空间年复一年地生活着，儿女们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成了青年人、中年人。可怕的是，三个儿子在青年和中年时代都没有谈婚论嫁的经历——也曾有人给马家的老大介绍过，但女方一看那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一间半瓦房便打退堂鼓了。
一间半瓦房堵死了马家三个儿子的婚姻之路，此后，再也没有人到马家提亲了。到2008年初，马进才的长子马立定45岁，次子马喜贵40岁，三子马喜年35岁，均是光棍。
望着几个光棍儿子和残疾的妻子，马进才常常愁绪万端，悲从中来，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来临之时，他没有写辞旧迎新、祈求福祉之类的春联，而是让人写了一幅充满伤感凄切的对子：
夫妻今世缘，善缘、恶缘，有缘方聚；儿女前生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马进才说，自己今生欠儿子们的债太多，再不偿还，来世就更还不清了。
他的第一个“还债计划”是修房子，实施“筑巢引凤”工程。他发誓般地告诉邻居：“就是卖血也要盖房子，否则，马家就会断了香火!”
采访马进才已三年了，如今，马进才家的房子盖好了吗？那延续血脉的“香火”可曾续上……
马进才这个“光棍之家”折射出的只是数十万移民贫困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库区采访期间，移民中的光棍现象成了受访者诉说移民穷困最多的例子，记者印象最深的有：四大司令王福义的儿子四十多岁了仍是光棍；刘长卯，1952年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二级伤残军人，回乡后他同父母、弟弟迁至澄城县刘家洼乡，由于多次搬迁，穷得哥俩终身未娶。1986年去世时无子送终，生产队将其草草埋葬；还有那个当初被誉为“富庶的小台湾”的古城村，如今却成了单身汉成群的“光棍村”……
古城村，原属华阴县西阳乡，共四个社，300余户，2000多人。五十年代，这里的村民人均8亩土地，一个劳动日3至5元。移民张精团在给记者回忆他们当初富有的情形时曾举例说：我家的那条大黑狗都挑食到了只吃白面馍和大米饭的地步，若哪一顿给它弄点杂粮之类的食物，它要么绝食，要么就生气地用爪子把槽里的食物全刨到地上……
有地有钱的日子过了没几年，三门峡电站修建开始了。1956年，古城村1800多人迁往渭北高原，30户150口人迁往宁夏陶乐县。据统计，在宁夏的几年间，古城村逃进沙漠后失踪移民18人，活活饿死9人，差不多占迁移人数的五分之一。由于饥饿与病魔的侵害，移民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象则更为普遍。一李姓移民，为了救活被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竟用20斤粮票将妻子换给了别人。
1962年，移民返回陕西时，连同自然增长人口，古城村去宁夏的移民只剩下50余人，100余人或永远地留在了毛乌素沙漠或流落他乡。
1986年，移民返库时，古城村改为华阴市华西镇东阳村，几个县返库的1800多个移民分7个组安置在此村。此时，该村村民人均土地1.7亩，村里拥有“富余土地”4000多亩，还有1000多亩河滩地。如果村里能把四五千亩“富余土地”承包给移民经营，大家的日子也许能过得不错，但由于“上面”任命的村长王某专把“富余土地”承包给外地人而不承包给本村移民，县移民局规定的承包价为每亩70元至75元，王某承包出去每亩收280元，一年赚四十多万，这样的承包共进行了8年。
8年间，“上边”委任的那位村长呼啦啦地富了起来，委任他的那些“上边的人”也都年复一年地在这个村“分享胜利果实”——至1998年，村长成为了“王百万”，拥有推土机、装载机、三辆大卡车、一个大鱼塘和十多间房屋，乡里、县里一些干部在每年的春节前夕，也都能得到村长送去的半条猪、一袋花生、一桶油还有大量棉花、葱等土特产。
同村长及县、乡干部们的富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民难以尽诉的贫穷——村集体欠贷款86万元，欠村干部工资7万元，该村移民的经济收入在全乡倒数第一。整体贫穷的后面是命运之神对贫穷者在住房、婚姻和教育等方面的“制裁”：1800名移民有900余人无住房或住房条件极差；到2009年，全村因无钱上学或辍学造成文盲、半文盲1100余人，移民中有“光棍”90多人……
据现居住在华阴市华西镇东阳村（原古城村）的张绪祥、张精团、侯志鹏等人的统计，关于90多个光棍的统计数据是这样分布的：从未结过婚的青壮年光棍32人，结婚后，老婆不堪贫穷而离婚或随他人私奔被“遗弃”的青壮年者36人，老婆病死后无力再娶的青壮年22人。
现东阳村四组沈海文、沈海峰弟兄俩是前文提到的马进才那三个光棍儿子命运的“再版”：去宁夏时，爷爷、奶奶、父母一家五口（沈海文生于安置区），爷爷饿死，奶奶改嫁。返库后，父母常常生病，家里除三间庵棚外别无他物。有人曾给哥俩介绍过对象，但一看那四壁透风的庵棚，女方转身就走。
在这种被人瞧不起的眼神中，沈海文成了43岁的壮汉，沈海峰也进入了“不惑”之年，但这两个已进入壮年的汉子却错过了“男大当婚”的时光。他们明白：自己的一生也许只有孑然一身了，即使有人愿意跟着自己，但那建房需要的六七万元，1.5万至两万元的彩礼，那需要六七千元才能买到的项链、戒指、耳环，还有数千上万的家具，还有请客送礼需要的费用，要拿出这些天文数字一样的巨款对于沈家兄弟来说比登天还难……
沉重的婚礼和高额的结婚费使得东阳村的好些个光棍在婚姻的殿堂之外望而却步。该村一组赵志忠有两个儿子,老大42岁，小儿38岁，皆是“快乐的单身汉”。有好心的邻居不时给其提亲，但赵志忠一听便急：“你们谁要给他们提亲，先把彩礼等费用借给我再说！”结果，两个儿子的亲事一次次与红娘擦肩而过。
东阳村的单身汉们贫不择妻了。该村四组张六前1962年从宁夏返陕时刚30岁。就在那年，嫌他太穷的妻子跟人跑了，三年后，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大他17岁的老婆。同老婆外出办事，不知情的乡党们总问他，“六前，这是你妈？”不几年，张六前的这个“妈”也因病无钱医治而去世。张六前第二次沦为光棍。如今，已75岁的张六前仍旧单身……
在当地作家的笔下，还记录着一郭姓移民的悲惨故事。六十年代末没粮吃，老郭把媳妇送到黄河滩捡小麦。她嫌老郭穷，跟着一个傅姓的泥瓦匠老头跑到了山西。老郭几经辗转，找到了她。媳妇说：“傅老汉没有生育能力，我跟他也只想混口饱饭吃，我和你有感情。”老郭说：“既然如此，跟我回吧！”妻子跟他回到安置区——杨家窑村，妻子看到家徒四壁，锅里没面，房顶漏雨，睡到半夜就跑了。
三年后，老郭在山西又找到了妻子。妻子和他在村后的玉米地里过了一夜，并随他回到了杨家窑村。两个孩子已十多岁，看到孩子，妻子跪下说：“我没有廉耻，拖累了你们！”悔悟并没能战胜家中的贫困和饥饿，呆了三天，她又跑了，至今也没找到人影儿。
老郭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他嫁女儿换回了三百斤粮食；儿子36岁时找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
在库区，不光是光棍们可怜，还有一部分女人的经历也十分凄楚伤悲。她们是远迁宁夏、渭北，吃尽了苦头的女移民或者移民的女儿。根据陕西省的有关政策，她们却不能算作移民（陕西的规定是：女性移民嫁到非移民家不能算移民，非移民的女性嫁到移民家算移民）。不服气的女人**时质问：“我们不算移民算什么？”某官员回答：“算另册移民”。
82岁的张云霞就是这样的“另册移民”。
认识张云霞是2007年的2月9日，一个寒冷得令人心里发抖的日子。记者在华阴市的一家宾馆里采访了一整天，倾听了一整天移民们用颤抖的声音和着泪水诉说那段悲惨的历史。傍晚，记者已感到很累了——心累——想休息一下疲惫的身子和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这时，张云霞来了，在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的搀扶下走进了记者下榻的宾馆。
同许多移民一样，张云霞未语泪先流。这位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用她那难懂的关中方言土语说了些什么我虽未能完全听明白，但我却完全读懂了她那浑浊的老泪和呼天抢地的肢体语言里所包含的巨大伤痛——1956年7月，从华阴抚淮镇桃园村三组去宁夏陶乐时，张云霞一家7口。五年不到，那片令人恐惧的荒漠吞噬了她的五个亲人：公公、公婆饿死荒丘，丈夫和两个小叔子修路葬身于泥石流。返陕后，她不得不把两个无力抚养的儿子送人，自己改嫁一库边农民后又生有两儿一女。2000年，小儿媳在咸阳打工时900多元钱被贼偷后喝农药寻了短见，把一个四岁的小孙子留给了她……
2006年，国务院（2006）17号文件规定：大中型水库移民每年补贴600元，共补20年。张云霞满以为苦尽甘来，可以享受政府的一点恩惠。谁知，陕西的补贴政策规定：女移民嫁给当地农民后就不是移民，不能享受移民补贴。张云霞听后懵了，跌坐在炕上半天回不过神来。那之后，老说胸口被什么堵住，出气不顺。
“出气不顺”的远远不只一个张云霞。2008年8月的一天，30多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吵吵嚷嚷地涌进了渭南市移民局，要该局领导给个公道。这些讨公道的妇女来自韩城、白水两县，皆是移民的女儿嫁给当地农民后，在落实国务院（2006）17号文件时被列为另册的移民。
市移民局的领导和干部们在劝导30多个又哭又说的“另册移民”时似乎有些“理屈词穷”，只能甜甜地一口一个“大姐（或大婶）”地叫着，在笑着把茶水递给“大姐、大婶”时反复说：你们的处境和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和同情，但有什么办法呢？上边的文件就是这样规定的。先回去吧，我们会把你们的想法和要求给上面报告的……”
曾参加过这次**的韩城“另户移民”李翠告诉记者，“吵闹了大半天，市移民局的干部也为难，我们就回去了。”
30、被“压缩”的返迁人数
1985年5月1日。农工围攻省政府的第六天下午，闹事的农工已丧失了初时的锐气和耐心，还没有坚持到下班就三三两两散去，整个办公大楼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时，机要员收到了国务院来电，命陕西省省长李庆伟、副省长徐山林马上飞赴北京。当天夜幕降临之际，一架波音737客机从关中某军用机场呼啸而起，飞向北京。
两位省长的此次北京之行给陕西带回了决定15万特困移民命运的中办发（1985）29号文件。据中央办公厅那份全称为《关于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的29号文件记载：遵照***（时任**中央总书记）同志的意见，5月6日晚，胡启立（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陕西省李庆伟省长、俆山林副省长关于解决三门峡库区农场职工到西安闹事问题的汇报，并研究解决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具体方案。
《纪要》是这样介绍库区移民和土地情况的：三门峡库区现有移民40万，其中15万人生产、生活很困难，需返回库区安置。目前，库区共有土地58万亩，其中，地方国营农场使用30万亩，部队农场使用22万亩，地方其它单位使用6万亩，另设有两个兵器实验靶场。
在“既要妥善安置移民，保证靶场兵器实验的顺利进行，又要安排好国营农场职工的生产、生活，照顾到部队农场生产的需要”的原则下，会议确定了返库移民的安置标准：分配土地，要低于未返库移民的平均占有水平，住房自建，国家只帮助解决一些公用设施，如道路、学校、医疗机构等。同时，会议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
（一）从地方国营农场30万亩土地中划出20万亩或更多一些，安置返库移民。
（二）从部队农场22万亩土地中划出10万亩交地方安置移民。这些土地上已经建设的工厂、养殖厂及其生产、生活设施仍旧归部队农场所有。
（三）地方国营农场的土地减少后，可把一部分农场职工转办工业和多种经营。
（四）为了安置返回库区的移民和帮助部分国营农场职工转办其他生产项目，国家需要在财力上给予适当支持。具体数额和渠道由陕西省委同有关部门另行研究确定。
中办发29号文件是关中移民安置问题的一个历史性文件，它最核心的内容是从库区国有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15万移民返库。
中央的决策受到了广大移民的拥护和欢迎，有力地化解了矛盾。在29号文件下达后的8月20日，陕西省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水利电力部联合发文转发了《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部队农场划交地方十万亩土地问题的协议》。1986年2月20日，陕西省农牧厅和渭南地区行政公署也发文转发了《关于三门峡库区国营农场给返库移民划交土地的协议》。
从中央到省里的文件看，部队和地方移交的30万亩土地安置15万人应该是不成问题了。但29号文件下达10个月后的1986年3月，情况却在渭南地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渭南地委和行政公署《关于移民安置工作宣传提纲》中，中央30万亩土地安置15万移民的决定先是模糊成了“中央反复慎重地权衡了各方面的关系后，决定从部队农场、地方农场划出30万亩土地来安置生产、生活很困难地区的十多万移民返库定居。”究竟是十几万？这份宣传提纲在讲了黄河不断塌岸，扣除修建学校、医院、围堰村台等要占地5万亩（中央《纪要》下发后，渭南移民办从部队和地方农场接收土地31.2万亩，据渭南移民局接收土地的人讲，当时实际接收土地36万亩）后，说“实际可耕面积仅有25万亩，这些土地最多只能安置12万移民”。
中央决定的用30万亩土地安置15万移民的决定在渭南地委和行政公署的这份宣传提纲中第一次毫无根据地“缩水”。
那本完稿于1992年的《渭南市移民志》对于返迁人数“缩水”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录：“共安置返迁移民17633户，73965人（其中包括通过非法渠道进库安置的假移民约5000人）。”
对此，李万明说：1985至1992年,我在移民办库区安置科具体负责返库移民人数的统计汇总工作，在返迁工作结束时，各县、市上报市移民办，返库人数报表的汇总结果是69750人。当我将这一结果报告给市移民办主任郑博时，他严肃地告诉我：“对这个汇总结果你一定要严格保密，绝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否则会出大乱子。”
李万明强调，当时汇总的69750人中,还包括白水县尧禾镇的800名移民——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又把户口迁回了原安置区。因此，实际返库总人数应减掉这800人,即实际返库是68950人。但市移民办1992年编写《移民志》时,郑博授意编写人员将返库移民总数扩大为73965人。
这些数字在后来编写的《渭南地区志》中又有了新的变化：“1986年2月，地区召开移民工作会议，部署返迁安置工作，确定返迁人数12万。分配各县的控制指标是：渭南市1万人，蒲城县4．2万人，大荔县1．5万人，澄城县2．34万人，白水1．03万人，合阳7800人，富平县7600人，潼关县2000人，华阴县500人，临潼县由县上拿出意见后商定。安置在朝邑滩50000人(含由潼关安置4400人)，沙苑库区30000人，华阴库区40000人。截至1989年底，共批准返迁移民21212户，100376人，实际进库18088户，79194人。”
如果李万明反映的实际入库68950人属实，《移民志》公布的数字“长”了5000余人，《渭南地区志》公布的返库人数“长”了1万多人。但不管怎么“长”，这些数字离《纪要》所规定的返迁15万人都还相差一大节。
为了给中央一个说法，在对外宣传以及给省里和中央的汇报中，进库安置的移民总数一直被渭南官方说成12万人，比实际进库安置人数超报4.6万多人。1993年，李万明把真实安置人数向中央举报后，郑博等人又将安置移民总数说成是“近10万人”。
这些数字在很多文字材料中都能得到印证：1992年1月，渭南移民办在给省移民办的一份汇报材料中称：“经各方面共同努力，渭南已成功安置移民12万余人。”事隔7年，这一数字却悄然发生变化，在1999年3月一篇题为《走开发性移民道路》的文章中，郑博向媒体宣称：“十万移民返库平稳有序……”
对库区的具体安置人数，在记者2006年5月19日采访时，郑博仍强调“安置了12万人”。但当记者问及为什么《移民志》上是73965人时，郑博思考良久又纠正说，当时我们的确下达了12万的指标，但实际没安置那么多。记者追问为什么要按12万而不按15万下指标时，郑博似乎明白了记者的意图，干脆承认：行署考虑人多了不好安置。记者问，改变安置人数是谁批准的？郑博回答：未经国务院批准，也未如实报告国务院，是我们报经行署同意决定的，这个数字省移民办和省里也知道。“没有12万移民为什么要上报12万？”郑博坦言：为了在中央争取更多的移民资金。
此后，渭南的确争取到了不少资金——中央有关部门仍按15万人给予拨款1.2亿和划拨土地30多万亩。接着，渭南移民办经市府、省府、水利部，又先后向国务院呈报了《移民安置补充规划报告》、《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遗留问题近中期规划报告》、《移民遗留问题处理2002－2007六年规划报告》以及其它各类名目的项目索款报告计6.5亿。其中大部分报告经国务院“同意”或“原则同意”后，便由中央财政逐年逐项向该移民办划拨。同时，渭南移民办还向地处河南郑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多次索要了大量的移民防汛经费、器材及小车等。于是，渭南移民办成了当地“钱多地多、家大业大”的“款爷”。
在对郑博采访后不久，记者供职的刊物准备刊用披露渭南官方“压缩”移民返库人数的稿件时，渭南官方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说法——2006年6月24日，渭南市宣传部、渭南市移民局的领导到记者供职的杂志社说情不要刊用稿件时，说出了一番与郑博的说法完全相反的话——渭南移民局局长安某说：“没有安置12万移民，是根据某中央领导的意见办的”。
无独有偶，2006年，已退休的原陕西省移民办主任赵建华在一次会议讲话时也重复了安局长的说法。
赵建华讲这番话是从宣传的角度引入的，“完善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有时在工作中出现个别问题，往往是难免的。因此，国家的宣传提纲指出，要客观评价移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严格规定了宣传报道的审批程序。我几次到北京参加政策研究，会后材料全部收回，你电脑里有与会议有关的资料也要自觉删除。当时，我意识到国家对解决这个微妙、敏感问题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是严格保密的，以免有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泄密，影响稳定大局。”
接着，赵主任说：“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三门峡移民返迁库区安置15万人。在返迁过程中，中央某领导同志在小浪底工程开工会议上要求，要控制三门峡库区返库安置的人口规模。据此，水利部正式下文要求我省控制在10万人以内，我省的实际控制人数为93588人，是完全按中央的精神执行的。”
赵主任这段故弄玄虚的讲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质疑。
有人断言：这种说法要么是拉虎皮做大旗，为自己的错误作法壮胆，要么是无中生有地撒谎，有意混淆视听。据《渭南移民志》记载：移民返库工作到1988底就已根据中办发（1985）29号等文件规定的时间完全结束——也就是说，渭南方面压缩返库人数、土地等问题在1988年就已成定局，这期间，1986年在库区进行了3个乡的试点安置，1987年进行大规模的全面安置，1988年进行最后的扫尾安置，形成了大荔县共六个移民乡——即：沿黄河从北到南的鲁安乡、平民乡、赵渡乡、雨林乡，沿渭河东边的苇林乡和西边的迪村乡。华阴市沿渭河南岸从西到东形成了焦镇乡、五合乡、北社乡三个移民乡。
这一返迁事实的形成过程并非赵主任所说的是在“小浪底工程开工会议”期间，而是远在小浪底工程开工会议的3年前。
从时间上看，“某中央领导”不可能讲这句话——移民返迁到1988年就已结束，小浪底水库1991年才经批准修建，开工也是1991年以后的事了。也就是说，中央某领导同志不可能在渭南方面压缩返库人数和土地等问题已成定局3年后才“要求控制三门峡库区返库安置的人口规模”。
从“某中央领导”的行政水平看，他不可能那样讲——明知你渭南未按中央的决定办，他会顺着你渭南的错误以放马后炮的方式来破坏中央领导集体的决定？他会明知你渭南已违反了中央的决定还自告奋勇地来帮你承担责任？
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可以证明“某中央领导”没有讲那样的话——陕西省档案馆一个叫王秦川的工作人员写了一篇《党的阳光政策与三门峡水库移民档案》的文章，据王秦川讲，陕西省三门峡水库移民档案主要保存在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省水利厅、水保厅档案之中。对返库人数和土地，王秦川是这样讲的：“1985年5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1985年)29号文下发了《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决定由库区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退交30万亩土地，国家拿出1.2亿元，对生产、生活特困的15万移民迁回库区重新安置”——如果中央的这一决定后来被“某中央领导”纠正为用15万亩土地安置七万多移民，那么，这么重大的决定一定会在当年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省水利厅、水保厅的档案之中留有记载，王秦川也一定会在他的文章里讲出陕西变化返迁人数和土地数量的根据——但文章中没有这样的内容。
移民们认为：此话即使确系某中央领导所讲，也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因为，用30万亩土地安置15万移民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后集体研究决定的，代表着执政党和政府的意见，也顺应党心**，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文件即使有错，确实需要大幅度减少返迁移民人数，终止对原发文件的贯彻执行，应由地方政府逐级呈文上报请示，最后报请中央和国务院决策与定夺。可在减少一半返迁移民人数时，渭南地委和地区行署有没有向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呈送上报请示的文件？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有没有向中央和国务院呈送上报请示的文件？党中央和国务院有没有向陕西省下发正式批复？
答案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请示和批复的程序未曾启动和实施过，请示的文件和中央、国务院的批复也都未曾出现过。在中央对大幅度压缩返库人数根本不知晓的情况下，渭南市政府随便根据某个领导的一句话就把党中央、国务院的
文件否定或改变了，这是错误的。
还有人认为：某中央领导如果真的讲了那句话，水利部真的也发过文件，那也是一种违背“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行为。某领导虽是中央领导，但他毕竟是个人，不是党中央，也不能代表国务院，更无权以个人的名义改变中央文件的规定。水利部是国务院管辖下的一个部门，它更无权出文否定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的文件。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个人或下级对组织的决定进行否定是无效的。换句话说，中央规定安排15万人返库安置的“中办发[1985]29号”红头文件，对渭南、对陕西乃至对水利部和某领导都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任何个人和下级组织只能无条件执行，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否定、改变，更不能另搞一套。
事实证明，渭南地区行署减少返库移民人数，省下的“富余土地”和资金在侵害关中移民利益的同时，也加剧了这一地区腐败的滋生——日后，“富余土地”、“富余资金”给一些人随意将移民款外借，随意处置富余土地等侵害移民利益的行为留下了偌大的自由活动空间，也为库区的稳定不断制造着祸患与麻烦。
31、“预留土地”留给谁
渭南地区行署的“渭政发（1999）51号”文件对“富余土地”的含义作了这样的界定：“渭南地区从大荔、华阴、潼关三县、市库区的部队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和库区周边乡村接收回来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中，除用于公共设施占地，按人均二亩划分给移民的耕地（含庄基地）以外的其余土地”叫“富余土地”，是为安置移民的预留土地。
初次接触“预留土地”，记者感到困惑：富余土地既然是库区为安置移民预留的土地，但三门峡库区的移民安置1988年就已宣布结束了——事实上，此后再也没有安置过移民，那么，这些“预留土地”用作了什么？
对这个关键问题，渭南地区行署的文件中没有讲，也没有哪位领导讲过移民
安置预留土地去向，文件中只是讲怎么承包和有偿使用移民安置预留土地，怎么管理用预留土地赚来的钱之类的事。到后来，政府的官员和文件干脆不讲“预留土地”了，改称为“富余土地”——即安置移民后多出来的土地。从理论上讲，既然是多出来的，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及收益的支配权自然也就在当地政府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部队和农场收回的31.2万亩土地，1989年前都由返库的移民耕种着。但1990年，当地政府找了个“返库移民未达到预定数量，要预留一些土地，以备将来可能返库的移民之用”的理由，将移民耕种的土地收回了11万多亩——这个数字的根据是，据省原移民办主任赵建华讲，“库区修建道路、学校、医院等公益用地约5万亩”。库区的公益用地是否有5万亩之多我们姑且不论，库区移民是否得到了中央文件规定的人均2亩也暂且不谈，就照赵建华主任的说法算，部队和地方农场交出的土地在给返库的7.3万多移民人均2亩后也还应剩余11万亩左右。
事实上，绝大多数移民是没有达到两亩土地的——据大荔县政府的资料公布的数据：本县移民平均分地1.7亩。在三阳村，移民占地不足一亩。那么，库区的“预留土地”或“富余土地”肯定还会比11万亩这个数字多出一大节。
渭南市政府的“渭政发（1999）51号”文件规定：被收回的11万亩（或更多一些）“预留土地”或“富余土地”由各县、乡政府托管。
从此，出租、安置非移民甚至干脆将让“预留土地”“消失”是部分县、市政府“托管”“富余土地”时的主要方式。
对富余土地的出租，移民们一开始就想不通：“本来属于我们移民的地，却成了一些官员的摇钱树。土地流落到土地贩子、某些官员、企业主以及与掌握土地发包权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人手中后，他们以发包或者出租的方式一倒腾，土地承包价格就超过初始的承包价格好几倍。”每个提到这个话题的移民的语气里，都有一种深深的伤感和愤怒。
地位的低下和身份的贱微，普通的农民要取得土地的初始承包权，几乎没有可能。他们只能从政府干部、土地贩子或其他人手里拿到二手、三手甚至四、五手的转包地。这时的承包价格已经高涨到他们所能接受的极限。
即使如此，他们却仍要花高价向人承包。因回库移民人口的增长使得很多家庭的土地捉襟见肘。北社乡北社村农民张彦龙对记者说，很多人丁兴旺的家庭，能有一半人分到土地就已经不错，有的八口之家只有两个人的地可供耕种，要想靠着土地吃饭，惟一的出路就是去包地。
在这种情况下，承包土地的后果可想而知。大荔县平民乡平民村农民王某向记者透露，2007年，他们以每亩400元左右的价格从别人手里包到手的土地，非但没有赚到钱，还因为种地贷款欠下银行一屁股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