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阅读陕西渭南禁书：谢朝平《大迁徙》全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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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南禁书：谢朝平著作《大迁徙》(第四章)

【北美在线 NAOL.CA】 2010/09/01 分类：移民作者：谢朝平

北美在线(NAOL.CA)编者按：2010年8月19日，55岁的作家、记者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从北京家中带走（9月1日新华网报道），在21世纪的中国掀起轩然大波。

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从警方获悉，“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谢朝平著作《大迁徙》（火花增刊）

第四章田园将芜胡不归

20、“返库自救”
农工点燃的庵棚渐渐熄灭，库区狼烟慢慢消散，王福义溃败的队伍捂着新添的伤口，狼狈不堪地逃回了陕北高塬“渴死寡妇”的马湖，刘怀荣、苗福群、陈文山的人马也在当地政府组织的“清除”中土崩瓦解，四下逃窜。政府强拉移民回安置区的车队扬起的尘土渐渐落定后，充满杀气和呐喊的库区重归宁静。
失败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伺机卷土重来。很快，渭北平原的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境内那几大片卤泊滩和盐碱洼地出现的新的躁动——十多年了，安置在这一区域的五万多原华阴滩移民一直忍受着苦涩的盐碱水和缺衣少粮的生活熬煎。1964年以来，王志义、苗福群、王福义等人在库区刮起的返库风暴也一次次勾起了五万华阴人对故土的怀念，他们也曾积极卷入那汹涌的风暴，虽未进入风暴的中心，但辽阔的华阴滩也一次次洒下了他们在农场争地夺粮时流下的血与泪。
王福义溃散的队伍刚刚消逝在茫茫的蒲城塬上，华阴滩五万移民的“司令”刘怀荣已开始酝酿下一场更大的返库风暴。这种“酝酿”或者说“预谋”的决心是艰难的——“刘司令”生活的地方是中国，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官为本”的国家——无权无势的人叫“布衣百姓”，百姓把自己叫“贱民”而称官员为“父母官”，什么“官尊民卑”，什么“民心似铁，官法如炉”，什么“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些成语民谚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善良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以耕种劳作为生的农民，心底里更是惧怕政府，有着一种天生“良民”、“顺民”的品德，只要有地种有饭吃，只要当官的不把他们逼到绝路，他们是万万不会“上梁山”的——即使是因政府干部之错，他们稍有“顶撞”，略有“抗旨不尊”，他们自己也会在一种大逆不道的负罪感下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在中国，没有——或者说很少有那种想和政府或愿同官员作对的百姓，不进入生活的绝境，他们绝对没有胆量和勇气揭竿而起，不是非常原因，谁也会作国家的良民而决不去做政府的刁民。
何况，刘怀荣还不仅仅只是一个良民——当初，他领导下的义合乡义升村三队丰衣足食，富甲一方。政府修三门峡水库要求“迁一家，保万家”时，刘怀荣二话不说，未与家人商量就毫不犹豫地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报到了赴宁夏的先遣队。他麾下的160多户600余众也被他动员出了库区。即使在安置区喝着不能喝的苦涩的盐碱水和令人作呕的窖水，即使他的父母被饿死在遥远的宁夏沙漠里，他对政府、对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没有半点怨言。这种气度，这种表现，不管是对国家对政府，还是对管理百姓的官员，刘怀荣无疑都应该算作一个标准的顺民和良民……
要不是后来三门峡水库高程的改变使库区露出了那么多诱人的土地，要不是部队和省城的机关单位以国有所有制的名义并吞了移民集体所有制在库区的那些土地，或者是安置区的粮够吃，能解决饮用水问题，老社员能不歧视移民，或者是到库区“拉吊庄”不老被追得鸡飞狗跳，刘怀荣肯定会把这个顺民和良民永远当下去……
刘怀荣曾这样告诉过记者：有时，我在想，假如仅仅只是自己失去了土地，只是自己过不下去，只是自己在安置区受歧视，那我也就认了。然而，关中东部几十万和自己一样的农民都同样丧失了土地，都同样过不下去，都同样在安置区受歧视，这就使人有些忍无可忍了。
这种移民背景下，“刘司令”身上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代义士秉性自然也就显露了出来。
他觉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不“闹”不行，就“闹”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于是，他加入了“闹返库”的队伍，站进了王志义、苗福群、王福义等被人视为“刁民”的行列。站在这个行列里，刘怀荣顿生几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和为民争利的豪气。他知道，这个行列里的人，无论是怯懦的还是勇敢的，鲁莽的还是工于心计的，轻率的还是深思熟虑的，无论过去是“良民”还是“刁民”，无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先进或落后，只要迈出这一步，即意味着自己已脱离了农家人恪守的“乐天知命”的旧有轨道，闯下了“犯上作乱”的弥天大祸。
然而，刘怀荣仍硬着头皮往下走，走进离“良民”标准越来越远的地方，走进他无法预知福祸吉凶的暴风雨中。
刘怀荣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胡闹。他始终把握一个原则：作为本来就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的移民，只以返库和种地为目的，返库中要“闹”得有理有节，不违法违规。他知道：这返库“闹”得出了“界”，或超出了国家和政府容忍退让的底线，就会有一柄达摩克斯利剑从天而降，就会有诸如“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治安”之类的罪名让你去领受牢狱之灾。
尽管后来他也没能躲过那个“破坏社会治安”的罪名，但对各次返库失败教训的吸取不仅使他避开了更多的罪名，而且也为移民最后成功返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王志义等人的锒铛入狱使他明白了“闹”的尺度和界线，对“闹”的分寸有了更加准确的拿捏；在苗福群的屡“闹”屡败和屡败屡闹的“闹”腾中，他学到了坚韧，也悟出了“斗争策略”；从王福义的失利中，他知道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进库前就首先派人去摸农场领导及农工对移民的态度，搞清哪个农场可利用，哪个连队应作为攻击对象；不久后的“清明祭祖返里”行动失败后，他和王福义等人都有了“硬弄不行，得边返库边上告，把问题反映到上边”的醒悟……
有了丰富经验的“刘司令”以布衣百姓少有的睿智在既要“闹”返库又不违法违规之间寻找着平衡。他说：返库的事不“闹”则罢，“闹”就要闹得有理，“闹”得成功，至少，“闹”返库不要授人以柄，闹得自己不能脱身，闹得入狱坐牢……
在这样的原则下，1982年返库前，刘怀荣首先开了一个大会，让移民了解自己设计的返库“蓝图”。这个会是1981年11月的一天在稼店乡司家村开的。
会场布置得很气派很有声势，四面的墙上、树上都插满了红旗，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从村里贴到了乡上。
会场上，“移民返库动员大会”的会标和两边“返库有理，种地有权，彻底解决，只有返迁”的口号遒劲有力，很有气势。
会议规模很大，一万多与会者把村里的打麦场挤得满满的，周围的空地里也全是人。参会者很广泛：华阴八个乡的移民来了，渭北五县（蒲城、富平、澄城、合阳、白水）的移民代表也来了，稼店乡政府的干部也来了——他们是得知消息后准备来搅局的，但一看会场周围站满了手持棍棒，随时准备与人恶斗的年轻人，干部们只好放弃兴师问罪的打算，站在场外暗暗监视会议动向。为会议担任警戒的年轻人挑衅道：“乡领导，该干嘛就干嘛去吧，用不着你们站岗放哨了！”
“放心吧！谁敢捣乱，我们一定把他揍得屁滚尿流！”
“回去吧，我们可没给你们安排吃喝……”
“今天人多，你们的安全有什么闪失可没有人负责。”
在会场警戒者的威胁和驱赶下，乡干部们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
会议在掌声和口号声中开始。各县代表发言后，华阴的代表也表达了坚决返库的决心，最后，刘怀荣讲话。这位在各县移民中有较高威望的“司令”历数移民的苦难，痛陈一年来粮食歉收，移民生活的艰辛，然后指出，只有返库夺回土地，生产自救，才是移民的唯一活路。
接下来，“刘司令”在一片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中部署：1982年正月15日返库。各县参加返库的一个村分成一个点（华阴共60个点），每个点制作一面旗帜；一个点准备五口锅灶，一个县安排一个医生。每个返库者都要带足粮食和农具……
为了使返库万无一失，司家村会议后，刘怀荣分五个组对会议布置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同时，于1982年的正月初九派出三个“侦查员”到库区摸情况。
一切准备就绪，正月15如期而至。又一次返库浪潮呼啸奔涌着卷向库区。
《渭南移民志》说：1982年，移民返库，由旱塬地区发展到平源灌区，返库地点，由朝邑滩发展到华阴滩，返库移民在3000多人次。他们携带口粮、种籽、牲口农具，涌向库区。一路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华阴滩召开2000余人（据移民回忆，华阴实际返库6000余人，本次返库的总人数近一万）的“移民返库誓师大会”。他们高呼“宁做库区鬼，不做安置区人”、“不忘移民苦，返回老家园”的口号，大造声势，在库区抢种3000多亩……
《移民志》没有记述到的还有这样一些情节：这天，“总指挥部”“刘司令”一声令下，八县几百余乡的移民一万多人出发了，一百多辆隆隆轰鸣的小四轮拖拉机在前开道，车上坐满了高擎“移民返库”、“生产自救”的移民。浩浩荡荡的队伍里，刘怀荣、苗福群、王福义、陈文山等“司令”各自走在本县队伍的前边。他们的身边，行进着充当“卫队”的青壮年，还有背着锅碗搞后勤的妇女，挂着药箱的医生和专门去开商店的“店员”。一路上，人声鼎沸，狗吠牛叫，每逢路过场镇，移民们还动情地唱起篡改的《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渭河平原，那里有棉花小麦，还有那，祖辈的坟山。五六年，五九年，在那些伤感的日子。离开了家乡，去了旱塬高山……爹娘呀，爹娘呀……何时才能回到黄河滩边……”歌词虽不伦不类，歌声却凄凄切切，催人泪下。
路过乡镇城区，移民们那被个别政府干部恨得牙痒痒的“嚣张气焰”一点也没有收敛，一伙年轻人还故意冲着政府大楼扯着嗓子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移民怕官员，而是官员怕移民……”。
进入库区，按事先的安排，苗福群、王福义、陈文山等“司令”各带一股移民向朝邑、沙苑农场而去。刘怀荣则带几千移民直奔华阴滩。“刘司令”从事先派出的“侦查员”那里得知：华阴农场八连的空房子最多，八连的人也最爱打架。这之前，为争地已与人数次恶斗，他们打移民，打其他连队，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也打，某乡一书记被其打断好几根肋骨。该连由此声威大震，人称“钢铁八连”。
刘怀荣不信邪，他要“化”掉八连这块“钢铁”。采访中，刘怀荣竭力而又有些词不达意地想向记者表达出一种关于威慑与和平共处之间的关系，但他的语言表达和概括能力都达不到那样的水平，讲来讲去也没有讲清自己的意思，急得他满脸通红，说话都有些疙疙瘩瘩了。
记者只好用二战时英国人伊宛里克的那种观点帮他概括：所谓和谐和睦，只有在实力相当时才能提出来讨论——平衡源于力量，和谐有赖于威慑。
记者把这个意思讲出后，刘怀荣一拍手，连连赞同：“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刘司令”的思路是：华阴滩是块风水宝地，但也是一座不容二虎之“山”，一旦进入此“山”，朝邑农场四连袭击王福义部那种事肯定在所难免，要赶移民出滩和企图将移民“驱逐出境”的也肯定不只一个八连。所以，要想在华阴滩上站住脚，不做铁锤，就作挨打的铁毡。
刘怀荣想把移民变成砸向铁毡的“铁锤”。想从此在华阴滩扎下根来。他想到了作“铁锤”的捷径：擒贼先擒王，对手中谁横就专跟谁拼，杀鸡给猴看或杀一儆百——具体说，就是要“杀”八连的威风给库区敢于挑战和企图挑战的其他农工看！
到华阴滩后，几千移民呼啦啦地将八连所有的空房间抢占一空，并在八连的周围密密麻麻地搭建庵棚。刘怀荣的“卫兵”为他抢占了四间空房，他“指挥部”的牌子就挂在中间两间房子的中间——26年后，刘怀荣还记得：“那次返库的苗福群、王福义、陈文山都挂了‘移民返库生产自救指挥部’的牌子，但我住的那里挂的是‘总指挥部’的牌子。”
上午11点，三面大旗帜在刘怀容的“总指挥部”升起，各村各点也同时树起了印有“移民返库”、“生产自救”字样的旗帜。接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响起，移民们像过节一样在鞭炮的烟雾中兴奋地奔跑着、欢呼着……
21、威慑
二十六年后，刘怀荣回忆华阴农场八连农工面对移民返库后所作所为的神情时非常得意：“他们怯怯的，根本不敢动！”
对于那些“怯怯的”农工，“刘司令”和他的部下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的宽容和真挚的友好。以前，每逢抢种抢收季节，农工常请流落库区的移民帮忙种地，除供吃供喝外，干一天，农场还给移民付两到三元的报酬——刘怀荣在库区“拉吊庄”时，就曾多次给农工种地混饭吃并挣一份外水补贴家庭。
有时，农工不请他也去帮着干——他见不得那些从城里来的娃娃干活笨手笨脚的样子，更不能容忍那些城里人对土地作践糟蹋，他觉得，城里来的人根本就不热爱土地，完全是以应付了事的态度进行掠夺式耕种，那些过去肥得流油的土地到了城里人手中，那结局也就难免像一个胖嘟嘟的娃娃死了亲妈，遇到了一个并不喜欢小孩的后娘。才几年时间，库区的土质越来越瘦不说，还严重盐碱化和沙化，地里的草比庄稼还深。视土地若生命的刘怀荣见自己热爱的土地被如此糟蹋，心中十分难过，很多时候，农工不请他也会去地里侍弄一阵，在劳作中寄托自己对这方故土热爱、留恋的深厚情感。
“返库自救”以来，刘怀荣和他的部下们就向农工宣称：这次，移民返库帮农场种地，不吃农场的饭，更不要农场的报酬，白干了还负责教农工种地。他们的行为除有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目的外，还真实地隐含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就像久别的游子归来，要伺俸护理瘦骨伶仃的母亲一样。
移民们帮农工干活中的统战目的和土地情结同样鲜明、突出。刘怀荣反复吩咐他的部下：不得破坏一草一木，不得与农工发生冲突，不能给他们留任何把柄。“刘司令”要给地方官员们留下这样的印象：移民返库后不会影响当地稳定，他们能同农工和平共处……
部下们似乎十分理解刘怀荣的意图和苦心，严格地执行着“司令”的指令，对农工的挑衅作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返库的第十一天，“怯怯的”农工们终于忍不住试探性地反击了。李军等三个青年移民去井边挑水，农工杨小刚来了，他边猛推李军三人边骂：“你他妈的，谁允许你们到我们的井里来挑水！”
被推倒在地，水撒一身的杨军爬起来问：“你们的井？我爷爷那一代人就在这口井里吃水了，你们才来几年，怎么就成你们的井？”
杨小刚耍横，“现在就是老子的井了，怎样！”
李军冷笑道：“哼，简直岂有此理！”
“你他娘的土包子还懂岂有此理！”杨小刚边骂边挥拳打去，李军当即鼻血喷溅，另两个移民刚问：“你为什么打他？”杨小刚拾起地上的扁担骂道：“老子不但打他，还要揍你！”接着又向两个移民一阵乱打，其中一人腿部受伤倒地，另一个头部伤口鲜血直流。
忍无可忍。李军擦一把脸上的鲜血骂声“妈的，欺人太甚！”然后攥紧拳头和另一个移民一步步向杨小刚逼近，倒地的移民也艰难地站起，一拐一瘸地围了上来。李军大叫一声一把楸住杨小刚的领口挥起了拳头，但就在拳头要砸下的一瞬间，却突然停在了杨小刚的头顶，过了五六秒钟，李军的拳头松开了，他一把推开瑟瑟发抖的杨小刚，扶着受伤的同伴离开了。
欺人太甚，“刘司令”岂肯善罢甘休。他派人叫来八连的保卫科长何某，用气愤而不失幽默的语气通报说：“何科长，你那个叫杨小刚的农工好厉害，把我的三个人打得头破血流呵！”
何科长得意地呵呵一笑：“承让，承让！”见刘怀荣脸色阴得可怕，何科长又改口说：“年轻人打架嘛，难免擦破皮流点血，我们就别去管他了。”
刘怀荣啪地一拍桌子，“那是打架吗！一个人把三个人打得头破血流，你的农工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倒想领教领教。”刘怀荣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何科长，毛主席早就讲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讲到这里，他提高嗓门朝门外的“卫士”喊道：“王小华，去调五百人来，跟他们八连的一百五十号好汉比试比试！”
何科长慌了，忙拦住王小华，然后朝刘怀荣尴尬地一笑道：“刘司令，别这样，我们八连那些人哪是你们的对手呀。打你人那小子我知道，是个二球货，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一马算了……”
农工一人打三人移民不还手的事很快在库区引起议论纷纷。移民们认为窝囊；农工说这是刘怀荣的韬略；渭南地区有位姓陈的领导则夸奖说：“刘怀荣那些移民的纪律比部队都还严呐！”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刘司令”对“打架事件”的态度和策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那以后，库区内农工和移民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慑于移民人多势众和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农工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地进入移民占领区，移民在库区的领地逐步巩固。杨小刚打人事件后，农工和移民不仅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没有打过架，相反，大家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这种和睦相处的氛围使得农工和移民有了更多相互沟通的机会，这种沟通使更多的农工逐步醒悟到：移民“闹返库”的目的只是库区那些被他们视为生命之根的土地，而土地对于自己这些来自西安的农工根本就不重要，相反，这些土地是改变自己城市人身份的一种羁绊，是阻止自己回西安同家人团聚的最大障碍——农工的生命之根在西安，农工更留恋那个曾养育自己的城市，只有回到那里，自己才能摆脱目前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才能获得恢复自己城市人身份的机会。要回到那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农场把那些原本属于移民的土地交还给移民，无地可种的农工自然就可以返城安排了。
不同的目的使农工、移民这对昔日的冤家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农工和移民串通一气的局面出现了——被采访的移民们至今大多仍记得，农工是怎样暗中为他们提供方便，主动让出地盘，让出住宿的地方。以往，每当政府组织力量驱赶库区移民时，农工总是重要的先锋队。后来，当地政府又想利用农工驱赶移民时，竟被其拒绝了。这种关系的变化使当地政府干部惊呼：“农场职工和移民穿一条裤子了！”
情况还不仅仅如此，据大荔移民李孝玉回忆：数年来，移民同农工争斗总是两败俱伤，这样的结局使移民“司令”刘怀荣、王福义、陈文山等人逐步认识到：农工与移民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其实是可以成为朋友的。于是，他们安排移民同农工交朋友。
根据“司令”们的指令，移民对农工的渗透取得了成效——移民代表侯正亮与四连农工顾石强成了拜把兄弟，后来，政府方面想驱赶移民到农场去联络农工时，他就将情况及时传递给移民，移民得到消息，马上卷起被盖就躲进庄稼地里，使当地政府费很大劲才组织起来的行动常常扑空。
大荔、华阴等县和渭南地区不断把移民返库后的严峻形势层层上报至陕西省政府，一份《情况汇报》中称：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返库，其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方法比以往更难对付。刘怀荣率众返库之时，即做了充分准备，他们携带粮食、锅灶、农具、种籽，他们在库区抢占农场房屋自搭庵棚，开商店，养鸡鸭，完全是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架势。自返库以来，他们分片抢占地盘，刘怀荣的人马驻扎华阴滩，强占农工土地3000余亩。
蒲城王福义和渭北五县的人马会合后，数千移民强行开进部队雨林农场场部，占据农场五六十间窑洞，自己建窑洞一百多间。朝邑滩上，苗福群和陈文山也率众数千搭建庵棚，强住农场房屋，抢种土地……
《情况汇报》以近乎疾呼的急切口吻反映着事态的严峻：移民同部队的关系危机！移民与农工的关系危机！整个库区危机！
危机的事态惊动了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政府表态了——库区各县、区、乡镇的有线广播反复播报着省政府的指示：“库不能返，地不能种，种了无效。”
移民们毫不退让。华阴滩、沙苑滩、朝邑滩上的移民们以标语、口号、对话等方式传出了针锋相对的声音：“库失修，民必返。”“返库有理，种地有权”。
公开的对抗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僵持，政府干部的行动首先打破了库区的僵持局面。1982年农历2月26日，陕西省民政厅王厅长、农业厅樊厅长、渭南专署宫专员、安置区和库区各县县长及各乡镇一二把手到库区“安抚”移民。领导们“安抚”的第一站是华阴。
在华阴滩“移民返库生产自救总指挥部”，宫专员先同刘怀荣谈了一次话，说“省、地、县、乡的四级领导准备召集移民代表对话，希望你能顾全大局，在会上协助领导做做工作，动员移民回到安置区。”
刘怀荣表示：“各位领导先听听移民的呼声，如能基本满足移民的要求，我一定配合领导的工作。”
接下来，刘怀荣被贵宾一样迎进了坐满省、地、县领导的华阴农场场部大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往下一看，刘怀荣发现各乡镇的书记、乡镇长同几十名移民代表各坐一边。会议室外，一千多名前来“旁听”会议的移民也静静地挤在屋檐下及会场两旁的坝子里，在瑟瑟的寒风中，大家屏住气息，默默地张望着会议室，生怕听不清会场里的声音。
正在这时，会议室传出省农业厅樊厅长的声音，“苗福群来了吗？”有人回答“没有。”
“他怎么没有来呀？这个老汉，不知道天高地厚，像疥肚子(即癞蛤蟆)跳门槛——蹲尻子伤脸（有文章说这句话是某专员骂刘怀荣，刘说，这句话其实是樊厅长在那次会上对我指桑骂槐）！”樊厅长的话音刚落，会场的气氛一下变得剑拔弩张。
刘怀荣噌地站起刚想说什么，一个叫车利洲的移民老汉却抢了先，只见他站起，从屁股后抽出旱烟袋梆梆梆地在椅背上猛敲几下才说：“我们移民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去宁夏，去陕北高塬，历经世上磨难，遭尽人间苦罪，你们却以为我们是囚犯，把我们当疥肚子。好哇，今天就请你说清楚，我们怎么就是囚犯，怎么就成了疥肚子？”
车利洲的话像一粒火星，腾地一下点燃了移民们压抑已久的怒火，会场内外不断传出夹杂着怒骂的质问声，“对，让他说清楚，谁是疥肚子！”
“我们是疥肚子，你们当官的是什么东西？说！”
“为什么辱骂我们移民？”
“不说清楚弄死他个狗日的！”
“让他站起来说，怎么不说了？哑啦！”
樊厅长自知失策，不敢吱声了，移民得理不饶人，几个老头老太婆冲进会场对樊抱胳膊扯腿，宫专员刚要上前阻难，一白胡子老汉一下跪在他面前高呼：“青天大老爷，你给我们移民做主啊！”宫专员赶紧俯下身去扶白胡子老汉。
这时，樊厅长已被几个移民逼到墙角，他本想指桑骂槐地给坐在主席台的刘怀荣来一个下马威，没想到却犯了众怒落得个引火烧身。他朝会议室的同僚们投去求援的目光，但同僚们有的埋头抽烟，有的无可奈何地避开他的目光。面对那些愤怒的脸膛和朝自己指指点点的移民，樊厅长懵在那里不知所措了。
坐在主席台左边的民政厅王厅长见状，侧过身拍拍刘怀荣的腿，“老刘，制止一下吧！”
刘怀荣头也不回地说：“你们把群众逼起来了，我没有办法。”
宫专员凑过来拍拍刘怀荣：“怀荣，你就看着我丢人呀！”
刘怀荣仍推辞：“宫专员，不是我看领导丢人，我实在……”
不待刘怀荣讲完，宫专员接过话头：“别说没办法，试试吧。”
“那好吧，我试试。”刘怀荣答应专员后朝会场大吼一声，“静一静！”会场内外的怒骂吼叫声立即嘎然而止。刘怀荣本想让宫专员等官员就此下台，但想到樊厅长刚才辱骂移民那些恶毒的话语，他又故意重新在会场掀起波澜，“别在这里喊，回移民返库总部喊行不行？”
“不行！”会场内外喊声更响了，有人还故意把会议室的大门和窗户擂得咚咚直响，“坚决要那家伙说清楚，谁是疥肚子！”
“姓樊的承认自己是疥肚子我们就不吱声。”
“姓樊的，承认自己是疥肚子吧……”
毕竟是官场的人计高一筹，渭南县史县长在宫专员耳边说了句什么，然后朝会场喊道：“静一静，下面，我们欢迎刘怀荣同志讲话行不行？”
“行！”刚才还是惊涛骇浪的会场马上风平浪静，干部和移民们都鼓掌欢迎，樊厅长这才趁机退下，还想捉弄樊厅长的刘怀荣只好接招讲话。
不过，刘怀荣并没有按照领导的意思讲，而是借此宣传移民返库的话端理直。他从移民响应国家“迁一家，保万家”的号召讲起，历数移民在宁夏，在陕北高塬遭受的种种苦难，痛陈移民失地后的痛苦和艰难，指责一些干部当初对移民的谎言与欺骗，然后再把话题回到陕北干旱上，大讲“返库自救”，“返库有理”，直听得在场的领导们大气呼呼而又不敢打断。特别是宫专员本身有高血压，会前被折腾了那么一阵子已有些吃不消，刘怀荣那近两小时的长篇大论，听得他心烦意乱，如坐针毡，最后高血压复发，被人扶出了会场……
刘怀荣友善地叫自己的“赤脚医生”替宫专员治病。宫专员拒绝了刘怀荣的好意。
22、祭祖
刘怀荣得意地告诉记者，“清明返库祭祖是一次伟大的行动，是我组织返库中最成功的一个杰作。”
采访时，已86岁高龄的刘怀荣依然能清楚地回忆起自己这个得意之作的来龙去脉，依然能记得“杰作”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和每一个也许并不重要的细节。对于记录这一事件的所有文字资料，刘怀荣完全熟悉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竟能大段大段地背出《黄河大移民》中的内容，然后极有见地地加以评论。
他说：《黄河大移民》这本书写得很好，但作为纪实文学，它太文学了些。纪实的作品，应是真实的。但这本书在写我的那一部分，有失实的地方。比如，书中说我们清明返库时，“声势浩大的移民队伍穿城而过，在渭南市街上游行一圈，上百辆手扶拖拉机上，移民打着红旗，扯着白纸黑字横幅标语：‘清明返里祭祖’……”情况不是这样，当时，我们已在库区，是正月十五去的，已在库区建好庵棚，抢种耕地，说我清明时才一身皂衣，鼻梁上架副墨镜，肃穆地站在最前边一辆拖拉机开道车上，情形如同阅兵式，这不但与事实有出入，也太夸张了。并且，当地政府到处组织人抓我们回去，我们还敢开那么多的拖拉机在渭南市穿城而过，到街上去游行一圈？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管怎么说，刘怀荣虽然没有书中描写的那么张扬，但在库区，刘怀荣的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部署着一场即将闻名三秦的“清明祭祖返里”。
其实，刘怀荣对自己这一“杰作”的构思，应该说早在1981年11月（阴历）冬荒到来前就开始了。当时，他预计：返库后，不管你去多少人，少则一两月，多则三五月，政府必定会组织力量对其遣返。要达到彻底返库或者是在库区坚持得长久些，除了人多势众，还得要理由正当，师出有名，且应使返库不断形成一波接一波的**。
刘怀荣盘算：1981年庄稼欠收，第一波可在1982年的正月以“生产自救”为由返回库区，先种上棉花、玉米。移民缺粮，返库人数肯定众多。移民在自己原来的土地上种点庄稼度过饥荒也名正言顺；清明时节，再掀起返库第二波。刘怀荣深知移民对埋葬在库区的祖先遗骨有着不能忘怀的深情，清明返库，更容易勾起他们怀旧恋祖之情。且当地政府也无话可说，有什么理由禁止人们在传统的扫墓日回乡祭祖呢；清明之后再坚持两月左右便是收获玉米的季节了，这种时候，谁要想赶走缺粮已久的移民，简直比虎口夺食还要难——更重要的是，“谁种谁收”，这是关中大地流传了数朝数代的习俗，政府干部也不能破这规矩。收了这一季，马上就该种小麦了……
刘怀荣仿佛看到千家万户已返回库区安居乐业的景象。在这种美好“景象”的激励下，刘怀荣满怀信心地实施着他的“蓝图”。清明前的半个月，他就与手下商议，为了进一步加强移民的返库意识和扩大返库的影响，利用清明之机，动员一切力量到库区“清明祭祖”。那之后，他派人秘密回村，通知所有移民，除留下看家的外，全部到库区“祭祖”。同时，他还派人去与蒲城王福义，澄城两大“司令”苗福群和陈文山等人密谋，让其在渭北五县多组织人马下山参与“清明祭祖”。
刘怀荣的部署虽然十分秘密，但移民们在相互通知串联时仍露出了风声。清明的前一天，渭南的史县长找到刘怀荣的“总指挥部”问：“老伙计，听说你明天要开祭祖大会，有多少人？烧不烧纸？游不游行？我好安排。”
见县长已知道了自己的计划，刘怀荣心中不由一紧，脸上掠过一丝恐慌，一个个疑虑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此时来干什么？‘掐头头’把我抓走？破坏明天的祭祖大会？”他知道，县长如果现在“掐头头”把自己突然抓走，这次策划已久的“清明祭祖”将群龙无首，必定归于失败。如果是他明天派人阻止自己的“祭祖”大会，那也必将成为一场恶战。他不想被抓，更不想祭祖大会遭到破坏。于是，面对史县长的询问，他狡黠地嘿嘿一笑道：“史县长，移民都把铁锅吊起当钟打了，还祭啥祖？开啥会？大家是回来管理一下地里的玉米，顺便给祖宗上上坟。”
史县长不信，“顺便上坟？为啥都集中在一天来？”
“只有清明才能上坟，自然要集中在一天来。”
史县长问不出个名堂，只好指着刘怀荣警告说：“老刘，别给我耍花招啊，有什么我可唯你是问！”刘怀荣大包大揽地一拍匈部，“县长放心，出了问题你找我！”
史县长半信半疑地离去。第二天，令史县长瞠目结舌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上午11时许，连夜下山返库的万余名移民汇聚到华西镇的十字路口，然后浩浩荡荡地举着“返库祭祖”的旗帜朝华阴城游行而去，一路上，移民们高呼“还我祖坟，还我土地”，“种地无罪，返库有理”等口号。引得市民围观，造成城内交通堵塞。
最后，队伍在华阴城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祭仪式。在一队侍卫的簇拥下，一身皂衣，神情肃穆的刘怀荣登上临时搭建的简易主席台，频频朝呼喊喧闹的人群招手致意。台下渐渐静了下来，刘怀荣这才摘下墨镜，开始抑扬顿挫地宣读事先准备好的悼亡词。那篇出自于读过私塾的“秘书”李胡子之手的悼亡词半文半白，刘怀荣读起来有些疙疙瘩瘩，七拉八扯，他越读越觉得别扭，于是，干脆扔掉讲稿信马由缰地演讲起来。他先把北宋一位名人那“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的话以他的理解翻译成现代语，然后再大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类的道理，断定“库区的个别官员骑在移民头上作威作福，早晚会遭到广大移民的唾弃”。接着，他话锋一转，声情并茂地抒发对库区移民祖先的追思和怀念，同时自责离开库区后未能常给各位祖先守灵扫墓的不孝，最后，他历数库区干部欺骗移民外迁，使其不能安居，不能尽孝，并痛陈政府干部帮西安等地的政府单位在库区抢占土地，挖人祖坟的种种行为……
讲到动情处，刘怀荣潸然泪下。他挥泪问道：移民兄弟们，我们能容忍那些占我土地，挖我祖坟的强盗吗？
“不！”台下人热泪盈眶，挥着手臂发出怒吼，犹似一声闷雷滚过。
“华阴农场的人把我们祖先人的坟都刨了，把骨头当做牛骨头狗骨头作了化肥我们怎么办？”
“赶走他们！”
“还我祖坟，返回老家园!”
“不忘移民苦，我们要种地！”
“宁做库区鬼，不做安置区人!”
……
台下的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幕看得史县长胆战心惊，鬼火直冒，但他明白，任何一点轻举妄动的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谁敢动了台上那位搅起这场怒潮的“司令”，台下的这些“怒潮”就不只是游行一下，呼呼口号那么简单了，这些为了生存而聚集的移民会成为失去理性的“覆舟”之水，会为了带领他们谋生存的“司令”去与人拼个你死我活。意识到这一点，恨得咬牙切齿的史县长只好无可奈何地克制着，直到公祭仪式结束，他才用微笑掩盖着满腔怒火前去面见刘怀荣：“老刘啊，你不是说大家返库只是管理一下地里的玉米，顺便给祖宗上上坟吗,怎么搞出那么大的动静？你给我弄大麻烦了！”
“麻烦？什么麻烦呀？”刘怀荣表面装聋卖傻，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史县长的“麻烦”——听县、乡干部讲，渭南地委行署领导对史县长阻止移民返库不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某领导还在电话中对他吼：“你去把那个刘怀荣看紧点，再出什么事，你这县长也就别当了！”
为了稳住刘怀荣，使其别再弄出什么事来，史县长不得不强装笑脸，“老刘，过去的事就算了，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呀，说了我一定尽力满足。”
刘怀荣知道史县长“尽力满足”中的虚情假意，但他仍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告诉史县长，“我们还要上华山祭山神，望你能安排。”
刘怀荣料定这样的要求史县长断然不会同意——上万名“闹事”的移民上华山祭奠山神，那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这种情形造成的巨大声势和“政治影响”别说一个小小的史县长，就是渭南或者西安的官员也未必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刘怀荣提出这个要求，不过是针对史县长的虚情假意的一种回应，说完也就没有记在心上。不料，第二天，史县长通知刘怀荣，“地委、行署领导同意你们16个领头的去华山。”
“其他人呢？为什么不让所有移民都去？”
“去多了不安全。”
“什么不安全，是想把我们领头的与移民分开后再一网打尽吧？不去，不去了！”
刘怀荣话未说完，便拂袖而去，走出老远，史县长仍站在那里皱着眉头望着他的背影直摇头。
如此“嚣张”的刘怀荣、陈文山、苗福群、王福义等人的行为促使当地政府加紧了对返库移民的驱赶。清明祭祖事件后，当地政府就开始派员说服和动员四大“司令”及他们手下的大小头目返回安置地，但这种说服动员的效果微乎其微，动员几个月，几乎就没有一个移民回安置点。这种没有效果的动员说服迫使政府干部们采取强硬措施。
1982年中秋前后，整个渭南地区一直处于紧张戒备状态。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至今还记得渭南地委书记、专员亲自坐镇督战，如临大敌一般调兵遣将的情景：全地区九个县市，不管有无移民，不管是安置县还是移民县，到处都在动员，到处都在调动人力物力前去库区参战。乡镇街道或村里的大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领导的讲话：“对那些不听劝告，不肯回安置区的顽固分子，就是抬也得把他们抬回去，两个人抬一个不行，就去四个人抬，抬不动就用车拉。我们就是要实行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彻底挫败这些非法返库者！”
有移民参加返库的各县任务更重，渭南地区要求：自己的小孩自己抱，凡有移民的地方，要自扫门前雪，各拉各的人。为了完成任务，这些县各村社的干部、基干民兵全部集中到了县里，各级党政机关除了留下守门的，其余人员全部倾巢出动，县委书记、县长带队指挥，各乡书记、乡长分别带领人马、车辆奔赴库区，一时间，条条通往库区的道路上车辆轰鸣，尘土飞扬，大批车辆、人员挤满了大荔县城，也挤满了华阴、朝邑滩头，到处是人声鼎沸，马鸣车叫。
这种兵临城下的阵势极大震慑了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移民，他们惊惶地奔走相告：“政府军来了！要把我们全部抓起来……”
惊惶的信息者像瘟疫一样迅速在移民中传播，几个“移民定居点”的人无不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有的甚至开始收拾行装，准备逃跑。开初，刘怀荣还试图稳住阵角，他召集几个小头目开了个短会，让大家分头去安抚稳定惶恐的队伍，同时，刘怀荣还派人前去大荔和朝邑联系苗福群、陈文山等人，约定三处结成同盟，相互支援。但不想，苗福群、陈文山等人也已被“政府军”分割包围，自身难保。
转眼间，清明祭祖声势浩大的移民队伍失去了昔日在斗志和力量上的优势，与“政府军”短兵相接后，很快就节节败退，最后被其团团包围在各自的“指挥部”附近很小的范围里。然后，“政府军”将那些拥在一起哭爹叫娘的移民一个个撕扯开，抬手抬脚地将其拖到一旁，连同他们的锅碗瓢盆和充满汗臭气的衣物、被子扔上汽车强行拉走……
最后，高声叫骂的刘怀荣被史县长指挥人从“总指挥部”拖了出来。
与此同时，朝邑滩的苗福群也在他的“指挥部”里与大荔县公安局长进行了一番无畏的叫板和对峙，最终被一群公安人员抬胳膊搬腿地硬塞进了为他准备的专车。而在这之前，陈文山、王福义和他们的部下们已在“政府军”的押解下行进在返回澄城与蒲城的山路上……
到此，以清明祭祖的方式实施的返库再次以失败的结局告终。
23、“狂妄至极，嚣张至极”
26年的时光没能尘封刘怀荣对那段“走麦城”历史的记忆，讲到被人摁住手脚强行带离库区的情景时，老汉立即表现出了自采访以来少有的激动和愤怒，讲话的思维方式和语调也变得奇怪起来，“他们搞突然袭击，以多欺少，这是政府干部应干的事吗？”
但他很快在对另一件事情的讲述中求得了平衡，“我告了史县长，上边批评他了！还赔偿了我们移民四万多元的损失。”讲到这里，刘怀荣得意地揭下帽子，用手掸了掸灰尘，似乎要掸掉那段不愉快的记忆。
事实上，到地委、行署“告”史县长只是刘怀荣这次历时两个多月**的一个开端。1983年2月，春节刚过，他便从渭南一路“告”到西安，最后反复穿梭于北京水利部、农业部、中纪委讨要公道。
终于在水利部听到了“公道”的声音，“你反映的事很重要，移民工作是个新生事物，我们没有经验。但我们的原则是一定要把移民安置好。”水利部的接待者还告诉刘怀荣：“你们看哪个地方好，报上来，我们尽可能按要求安置。”
这次接访和接访者的承诺真伪已无法考证，但1984年秋收季节，刘怀荣忙着在澄城、白水、富平等县传达无数次的“进京**精神”就是这些内容。“中央的关心和答复”点燃了安置区移民返库的希望之火。
刘怀荣回忆说：1984年4月以来，我都在各县组织发动群众，与苗福群、陈文山、王福义等人商议返库之事。我们共召开了两次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划分了返库后各自占据的范围，议定了统一行动的日期。6月7日，我们在蒲城县龙阳乡上村开了一个返库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三四百人，我在会上安排布置了返库的事。这次，我们调整完善组织机构的情况正如《黄河大移民》中记述的那样，成立了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下边设置了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参谋系统，触角一直延伸到省城、专区、县城的庞大的情报系统，起草文告，散发传单的宣传系统和由精壮青年所组成的总部卫队。
这次，移民返库的目的已不仅仅只是抢种土地和房屋，而是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起移民新秩序。在动员发动期间，移民们就进行了街道规划，划分宅地，打井垒墙，分田承包。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1984年8月19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发生了。八县上百个乡的安置区内，移民们仅留下老幼看家，8000多青壮年男女参加了返库。
返库的情形在《渭南移民志》中是这样记载的：
1984年“五一”前，移民组织百辆拖拉机、千人**团准备赴省**，围坐陕西省委省政府。后经多方做工作，才未成行。此后，移民还组织10多人赴省、地、县**。同时，这年秋季，移民经酝酿串连，召开会议，总结以往返库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领导机构，成立了非法民间组织“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在所谓“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的组织下，筹粮助款，协调步调，统一口号。一面组织**，一面进行返库。同年8月，澄城、白水、富平、合阳、渭南、临潼、大荔等县千余名移民在朝邑、华阳库区建立三个聚居点，挖井3眼，搭庵棚296个，规划街道18条，划分庄基450户，打墙500余堵，盖草房70多间，抢种土地6000余亩，形成定居态势。这次移民返库组织更为严密，态度更加坚决，声称“政府要强制我们回安置区，除非抬几口棺材来！”直到1985年春节前，仍有七八百人滞留库区。春节过后，移民返库**又起，最多时在库人数达9000多人，后经渭南地委、行署和各县主要领导带队抽调大批干部传达中央《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会议纪要》后，移民才于夏收前回到安置区……
作家冷梦在她的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中对这次返库作了这样精彩的记述：
返库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和组织准备，乡乡动员，县县动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分片分地区召开“移民返库动员大会”。到了返库的日子，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八县几百余乡的移民安置区里，多留下老婆老汉小娃娃们看家守户，男女青壮年浩浩荡荡奔赴预先划分的库区移民点。“首领”们已经开启中军帐静候各自部卒的到来。苗福群的“司令部”设在所谓“四面窑”的地方，“秘书”聂小二为他起草文书，发布公告，另有六十多名骑自行车的“通讯员”穿梭往返于县城地区省上，打探消息，通风报信。陈文山在朝邑滩一连建立了自己的营区，几个农民“秀才”为他鞍前马后效力充当军师同时兼任勤务兵角色。王福义又带领着“渴死寡妇”的蒲城马湖、白水龙山人马驻扎在了沙苑滩上。他拥有六人“联络小组”和近百人的“基干民兵”队伍，前者分片跑联络，后者担负着移民聚居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刘怀荣的帐前竖起了“华阴滩移民返库总部”的大旗，除“刘司令”本人外，下设十大常委，“常委”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责；他的“卫戍部队”也更为强悍人多势众，组织起严密的防范保护网。
返库之日也是当地政府驱赶移民返回安置区之时，作家冷梦在她的书中写道：
空前的“消耗战”就此拉开了战幕。
地委副专员乘着吉普车到华阴滩，车行不远看见一个农民站着，好端端地突然一圪蹴(蹲下)；再离不远，相隔几十米，又一个人站着，再一圪蹴，如此这般，倒下的麦捆般，不声不响一捆一捆有秩有序地“躺倒”。刘副专员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心里明白这是移民用这种中外战史上都没有见过的信息传递方式将消息传了过去。果真，快要接近移民聚居区，突然就冒出了一大群所谓“死老汉病娃”，老老少少，一哄而上，抱车轱辘的，抱干部腿的，又哭又闹，撕撕拽拽，让你哭笑不得，动弹不成。干部早进行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政策教育，看着专员被困，竟完全“爱莫能助”。性躁的干部稍稍动动胳膊腿，老汉老婆就顺势往地上一躺，口吐白沫，装死装病。好不容易过了软磨硬缠这一关，弃车而行的专员及随员们，突然又被一大群彪壮小伙子挡住。这是所谓的“护卫队”，二三十人，人人手里提根粗棍大棒。一般干部走到这里如果不想酿成械斗和流血事件，只能打道回府。专员来了，“护卫队”稍稍客气点，扣下所有随员，只允许一人陪同专员前往。刘怀荣“司令部”所在地，一群“亲兵”又挡住去路，陪同人高喊：
“我们要见老刘，这是专员!”
对方道：“不行，我们刘司令说，大小官员一律不接见!”
专员看看陪同干部，无奈地苦笑。事情有点颠倒，自古以来百姓拜见官员得千恳万请，“拜谒”这个词就是如此创造出来的。现在倒好，专员要见他属下的一个农民，农民却说“不接见”？遭此奇耻大辱的专员只能默默离去。
这是专员的遭遇，统辖着数万平方公里土地、几百万人口的“州官”的遭遇。
渭南县委书记似乎稍稍幸运一点，他治下的移民聚居在华阴农场拖拉机站一隅，县委书记在接近这部分移民首领指挥部所在地拖拉机库房跟前时，同样被手持棍棒的“卫兵”们挡驾。县委书记为完成动员本县移民离开库区的重大政治任务，相当屈尊地双手合掌作揖道：
“移民群众们，我看你们来了。”
众小伙儿不让步。一个老汉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训斥小伙儿们道：
“人家县委书记来了么，还不让给群众讲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