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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南禁书：谢朝平著作《大迁徙》(第一章)
【北美在线 NAOL.CA】
2010/09/01 分类：移民 作者：谢朝平
北美在线(NAOL.CA)编者按：2010年8月19日，55岁的
作家、记者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从北京家中带走（9月1日新华网报道），在21世纪的中国掀起轩然大波。
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从警方获悉，“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那是谢朝平三年的采访成果，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谢朝平著作《大迁徙》（火花增刊）
第一章 牺牲
1、“污点人物”
要采访的对象有“污点”——介绍刘怀荣的朋友提醒记者：他虽是黄河中游那场悲剧性移民的重要亲历者和幸存者，但站在法律和政治的角度看，他是有“污点”的。
朋友说刘怀荣有“污点”，是因为他81岁那年曾经“进去过”。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公安局的材料记载：刘怀荣，男，汉族，生于1922年，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华阴市华西村。因聚众闹事被**一年……
也许是担心记者知道了刘怀荣的“污点”后会放弃对刘的采访，提供这份材料的朋友用令人觉得有些夸张的语气介绍说：刘怀荣绝非一个一般的农民。他是一个被几十万三门峡库区移民尊为“头家”，被当地政府列为移民“四大司令”之一的重要人物。少了他，三门峡库区移民史也许就会不完整，移民在某个时期就会觉得缺少主心骨，移民的故事就没有主角。
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才知道朋友的介绍并非夸张而是精辟——单从刘怀荣进入86岁耄耋之年时，华阴甚至是渭南各阶层还不能为其“盖棺定论”，还在为他所干一切究竟是“为民请命”，还是“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等问题争论不休这一点看，他的确应算是一个“人物”。
2008年正月初三晚，在渭北下吉镇北七村五社的一间农舍里，这个昔日名扬库区的“人物”就坐在记者对面，认真地回忆着并不十分遥远的往事，然后用不紧不慢的语气和辅以幅度较小的手势把他曾经无数次对无数人讲过的故事重复给记者。
他那些几乎涵盖了三门峡移民所有磨难与挣扎的故事早已烙印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有充满富庶和希望的甜蜜日子，有用谎言点燃的激情，有被异化、扭曲的人性与灵魂，有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风暴和黄河冰窟的惨烈，还有被编排、被欺凌的漫长岁月里弥漫着的那种伤痛与哀愁……
重温悲伤是件残酷的事，它会令人更加痛苦。凄惨的往事触到了刘怀荣那本就难以弥合的伤痛，老汉双肩颤抖，老泪纵横。记者也难抑唏嘘之情，采访因此而数度出现中止。
老汉不懂新闻，却恪守着新闻“真实”的准则。在长达二十多小时的采访中，对那些记不清楚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姓名或者一件事情的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他都绝不胡诌乱编。他会停下来安静而持久地冥思苦想，让记者边望着被灯光凝固在墙壁上的那个沉思的雕塑边耐心地等待……
很难把刘怀荣与那些紧扎裤脚、身穿对襟、头裹“白羊肚”的关中老农挂钩。这位曾统领过数十万移民的“司令”虽满头花白，年事已高，但他气质不减，风度依旧。一张富态的国字脸上透出一种农民式的睿智和沉稳，他的沉稳甚至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城府很深的老汉，是一个也许更适合做官的人——如今的官员就大多是一副沉稳老道，高深莫测的样子——遗憾的是，刘怀荣终究没能做成官，上世纪中期，黄河中游的那场大移民把一个“战天斗地的带头人”和移民积极分子“锻炼”成了令当地官员头痛不已的“刺儿头”，他因此而常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送去**……
事实上，按弗洛伊德“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或曰“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刘怀荣的结局只能是这样——他的性格元素中除揉入了太多关中人粗犷仗义、顾群抱团又特别爱较真等特点外，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说话做事从不转弯抹角，总爱“一吐为快”。还喜欢提意见或曰告状——当生产队队长时老给村干部提意见，当移民时，又常到乡里、县里、市里反映问题，当移民“司令”后，甚至还跑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干部……
“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理论的另一说法是：“播下一个行动，你将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在我们这个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接轨而来的社会里，朝代更替中“遗传”下来的尊者对卑者、上司对下级、城市人对农村人的那种人格歧视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我们的一些官员还并不真正**、开明、大度的时候，尊卑上下和城乡有别被注入了现代性，卑贱之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对一些权势者来说都是大逆不道并必将会被排斥的。刘怀荣口无遮拦地给村、乡干部提意见，甚至到西安、北京告发当地政府干部，他“收获”被监控、拘役甚至在80岁高龄之时还被劳动教养这种“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命运”没有能改变刘怀荣的“性格”，时间的砂轮也没有能将刘怀荣身上的“棱角”打磨出丁点的圆滑。他把胯下之辱深埋心底，以边缘存在的方式让记者从另一种角度在一个“污点人物”身上看到了也许应视为具有“闪光”意义当然也是可彰而不可学的东西……
讲到带领移民闹返库的动机时，刘怀荣一再向记者强调：“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记忆的揽绳已经把痛苦的往事牢牢套住，固执、倔强的老汉把自己的思绪定格在了五十多年前的岁月里，他无法忘怀关中那片“肥得流油”的土地和那片土地给关中人带来的富庶生活，无法忘怀家乡那条潺潺流过的渭河，无法忘怀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大迁徙，更无法忘记那些被穷山恶水困扰了数十年而变得贫穷不堪的移民……
“是我把移民带到无法生存的绝地，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的一诺千金成了刘怀荣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像堂吉诃德那样“战斗”着，在赢得一片喝彩的同时也把一个斗士的坚强和脆弱表演得淋漓尽致——他放弃个人幸福和当地政府个别领导给他许诺的利益，与库区的几位移民“头家”结成“四大司令”，带领着他们的数十万部属，不屈不挠地闹返库、争土地使用权，直至被关进看守所那阴冷潮湿的监舍——那时，他有过沉默，有过被“震慑”后的短暂恐惧，但他终究没有屈服，甚至还对前去“招安”的某领导热嘲冷讽。于是，对其痛恨不已又无可奈何的人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给他制造了一个“被招安的事实”——铁窗内，面对记者伸去的话筒，刘怀荣向某领导保证：“我今后不再**了……”
这样的电视画面使得“司令”的部下们一片哗然。有人惊呼：“刘怀荣投降了！”有人埋怨老汉委曲求全，有人猜想，这也许只是他寻求摆脱囚禁的一种“诈降”和权宜之计，但就是没有人想到他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市里若把移民的事情解决好了”这样的前提条件被剪辑掉了。因为这句被剪辑了的话，刘怀荣在一些部下心目中没有能保持住一个移民“司令”的最后晚节和尊严。
显然，刘怀荣非常看重部下的感受和评价，谈到这一话题时，他多次停下来，望着窗外的夜空发呆。
记者明白，老汉是在为部下们的误解和评价而伤心。
其实，部下们的看法并不会影响或贬低刘怀荣的“司令”形象，连原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都说：“移民能重返库区，刘怀荣起了重要作用”。这位原政府官员的评价是中肯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使刘怀荣和他的部下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终于，他和几十万移民不屈的抗争赢得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中央下发文件允许15万移民走出缺乏起码生存条件高塬大山，返回他们数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库区……
如今，三门峡库区的“四大司令”已有三人作古，“司令”们手下的干将们大多徘徊在生命的边缘，再也无心、无力于耗去了他们大半生精力与财力的移民问题。然而，86岁了仍敢骑着摩托在马路上狂奔的刘怀荣却背负着历史的尘埃，依旧为移民返库人数、安置土地等问题奔走呼号，他无数次地层层找领导、找当地和上级政府、找执法部门。但令他郁闷和伤心的是，他和他反映的问题总是在层层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被推来推去，个别执法者还动辄就对他“绳之以法”，好像个别人对移民的侵害天经地义，被人蚕食了的移民利益从来就游走于当地政府及“法律”的思维之外。
刘怀荣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服，他对记者说：“当年，我们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才移民的，对于国家来说，我们是有功之民，理应得到善待。可是，如今当地政府的个别领导不但不善待我们，还心安理得地侵吞我们的利益。更可气的是，移民利益受到侵害，渭南和省里还没有人管……”
激动和愤怒使得老汉的逻辑思维变得有些不大连贯，想指责“当地的个别领导”，他却又突然把话题转到从前。“上世纪五十年代移民前，层层政府的领导给我们描绘了多么美好的前景啊！给我们承诺了多少的好事啊！他们讲的那些话是何等温暖人心，感动得我们热血沸腾、无怨无悔地移民大西北，移民陕西渭北高塬……”
刘怀荣记得，最初感动他和库区百姓的是邓子恢副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的报告。
他说，邓副总理那“激动人心”的报告传达到陕西省渭南地区华阴县时，已是1956年冬春交替时节。对国务院邓副总理那份报告，“刘司令”的记忆里只剩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唉，反正讲的都是如何修好三门峡水库为老百姓谋福利之类的事情；讲了黄河变清的美好情景；讲了建三门峡电站是治黄史上的千古大业；好像还讲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增强国力、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政治意义。号召每个贫下中农要把自己的思想、命运甚至是生命都同党和国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刘怀荣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政治激情燃烧的岁月——党和国家教育刚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都要以听从党和国家的指挥为天职，以服从党和国家为己任。
那时有一首歌：“我是党的一块砖，任党用来任党搬……”
以歌词的标准衡量，刘怀荣绝对是一块好“砖”——当年，他“官场”的职务是华阴县(注：1990年12月改为华阴市)义合乡义升村三生产队队长。1956年初春，在乡上参加过“建设三门峡电站干部动员大会”回到村里的当天，他就同村干部们提着石灰浆桶用他那歪歪斜斜得有些难看的“手迹”到处书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支援国家建设！”“奉献三门峡、永远不后悔！”等标语。
数十年后的今天，刘怀荣依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实永远需要有国家和民族主义精神。在国家利益确有需要时，个人应该无条件做出牺牲。
但他又老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五十多年前，国家确实需要我们作出那样的牺牲吗？国家有能力修建三门峡电站或者的确需要修建三门峡电站吗？三门峡电站建设中的错误和几十万移民的巨大牺牲都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牺牲的实际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
对三门峡工程的怀疑颠覆了刘怀荣移民初期“国家至上”的觉悟，这种思想的变化使刘怀荣的人生发生了质的演变——他因此而由华阴县移民初期的一颗小如萤火的“明星”蜕变成了一颗渭北平原上空很惹眼的“流星”……
2、“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五十多年前，华阴县义升村的“建设三门峡电站积极分子动员大会”是在村小学召开的。
那天，天公不作美，闹起了倒春寒。刺骨的北风夹裹着雪花来势汹汹地从渭北山区袭来，在渭河平原上凝聚、徘徊。窗外寒风怒吼，树木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摇曳挣扎，雪花在风里盘旋着，风在雪里撕扯着，打着尖利的响哨狂暴地扫荡着关中大地。
一间50平方米的教室里，全村近百名先遣队积极分子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往常开会，会场里比集市还嘈杂，难得聚在一起的村民们会格外珍惜这种机会，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嘻哈打笑地打趣聊天，大着喉咙讲些家长里短，牲口庄稼之类的闲话。一会儿工夫，会场就烟雾缭绕，人声鼎沸，主持会议的村干部要站在讲台上又是挥手又是用教棍猛敲桌子才能让乱哄哄的会场安静下来。
可这天的动员会，教室里却出奇地静，除偶尔响起几声咂吧着嘴抽土烟的声音和有人被呛得直咳嗽的声音外，连人们粗重的呼吸声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乡政府主持会议的冯乡长（根据部分受访者要求，书中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书中还有数人因读者可理解的原因，也都使用了化名。化名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其后出现时不再注明）省去了以往开会时那冗长的开场白，只用严肃的口吻宣布：下面，由李运龙大队长传达中央重要指示！
坐在冯乡长旁边的村大队长（后改称村主任）李运龙一脸肃容，从怀里拿出笔记本开始传达乡里前几天召开的会议精神。李运龙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能说会道，口才极好，平时开会总是信马由缰，口若悬河。但在这天的会议上，他一改往日的滔滔不绝，诚惶诚恐地拿着在乡里开会时作的记录照本宣科，声音里的沉重超过了他故意的轻描淡写，一副不敢多说一个字，不敢错说一个词的样子。
已在乡里开过“三干会”的刘怀荣知道，“教育”或者说动员的口径从省、地、县到乡、村、社都是一致的，在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会议上，谁要是突破了或讲错了上边统一的口径是要负政治责任的——那个年代的“政治责任”包含着批评、检讨、撤职、开除、遭批斗、坐大牢乃至于家破人亡等等“一条龙”的处罚——这样的原因导致李运龙在整个传达中一直提心吊胆并格外地小心翼翼。
李运龙讲完，村支书刘柏松又表情凄然地念着为什么要把华阴等县作为库区的问题，肃穆的语气像是在给生他养他几十年的这片土地致永别的悼词。刘支书结结巴巴地照笔记本念几句，又忍不住离开笔记本想补充些什么，他费力地在脑海深处搜索并组织着语言的阶梯，竭力想表述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思想情感，但任他怎样搜肠刮肚也没能找到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只言片语，一时，“卡”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卡”了片刻，刘柏松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沉重的叹息：“这里自古以来就号称是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啊！可如今，这八百里秦川上的粮仓就要用来装水了……”
讲完这句话，刘柏松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偏离了会议的主题和动员口径，于是赶紧又去照笔记本念会议记录。结果，费力地念了半天，他也没能从“八百里秦川粮仓”转到“库区”的概念。念着念着，刘柏松觉得自己还是没能进入会议所需要的状态，还是没能把库区的意思说清楚，便烦躁地站起身，从讲台上拾起一个粉笔头，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块瓦，接着，用教棍指着“瓦片”说：我们整个渭南地区都位于渭河平原东部，北边是渭北高原，南边是秦巴山地，黄土台塬，中间是渭河平原。地形呈现南北高，中间低，东西开阔，像一块不规则的瓦仰放在关中八百里秦川的东北部。我们华阴、大荔、朝邑、潼关四县就在“瓦片”最低的部位。所以，三门峡水库修成后，就等于堵住了“瓦片”的东北部，我们这几个县就成了蓄水的库区。
刘柏松以“瓦片底”作模型解释的“库区”形象而直观，五十多年后，参加那次会议的积极分子们依然对“库区”的解释记忆犹新。但刘柏松对库区的解释毕竟过于简单，这个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村支书不懂库容、水位高程这些水利术语，更不知道“苏联老大哥”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巨大影响，所以，他没能讲清富饶的“瓦片底”为什么会变成库区。
当时，为了修建三门峡电站，中国从苏联请来了原就职于苏联电站工业部的科洛略夫等人为主的外国专家组。
对科洛略夫出任专家组组长一职，他的同门师辈们早有微词。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说：中国找错门儿了。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他仅能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子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
康恰洛夫一语成谶。在三门峡电站设计中，科洛略夫一门心思于高库大坝发电。在一次中外专家会议上，他用带卷舌音的俄语轻松而不可置疑地说：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
凭着苏联人的气势和那时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大哥”用淹没换库容的观点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过十年，水电部党组在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的材料中言辞颇为沉痛地说：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研究过，解放后我们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了；1955年，针对不同意见，也组织了全国专家展开鸣放讨论，但是，我们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听不进不同意见，鸣放讨论只是走了个过场。
“急于想把三门峡定案”和“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不仅仅只是水电部党组，包括主席和总理在内的很多中央领导也都想把建三门峡电站的事定下来，当陕西官员有抵触情绪时，周恩来总理还让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力的彭德怀、习仲勋前去做说服工作，讲“淹一家救万家”的道理，讲三门峡电站修好后对中国工业建设的影响，讲在朝朝代代都没能治理好的黄河上建修大电站对提升新中国形象的意义——当然，也暗示“圣人出，黄河清”高层梦想。终于，陕西官员们向中央作出了“无条件服从”的表态。由此，在修建三门峡电站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清除的同时，三门峡电站的大错也从此铸成。
为此，在1964年的半年内，总理曾两次实事求是地总结三门峡水库建设的经验教训。他承认：“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
对“科学态度不够”的原因，总理总结为，“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
本来，若是走错方向,停止就是进步。但中国的决策者们如此深刻而辨证地认识三门峡电站时为时已晚——修建三门峡电站的脚步已无法停止。按照苏联人设计的方案，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要达到360米高程(海拔以上的水位高)，淹没农田325万亩，库区移民87万人。后经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水利部青年技术员温善章等专家多次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终于有了低水位、少淹没、多排沙的设计思路。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三门峡水库现场会议上，才制定出了既保留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又兼顾国情的修正方案：三门峡水库拦河大坝按360米高程设计，汛前高程为335米。
即使是这样，专家们计算出的淹地和移民数字仍然大得惊人：库区要淹没山西省的平陆、永济、芮城和河南省的灵宝、陕县等县（占全库区总受淹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移民11万。而陕西省的大荔、朝邑、华阴、潼关等335米高程以下的100多万亩土地也将成为“库区”，库区须迁出移民28.7万余人。须搬迁朝邑、潼关两个县城和21个乡镇，253个村庄……
在华阴县义升村召开的“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上，当这组淹地和移民的数据经冯乡长之口补充出来后，会场上发出了一阵唏嘘和惊叹。
在一片躁动声中，刘柏松缓缓坐下，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后才继续照着笔记本念道：这次库区移民动员的要点是，建设新宁夏，建设大西北。接着，他念了很多关于黄河祸害下游的事情，并念了三门峡电站修成后的发电量，对工业建设发挥多大作用等等一大串数字。他说：中央已作出修建三门峡电站的决定，三门峡电站修成后，不仅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还能保护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库区移民要放弃狭隘的小农意识，发扬“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的无私奉献精神……
几位干部照本宣科的传达虽有些古板，但却在会场上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了一种荣誉感。每个与会者都开始没由来地对自己肃然起敬：自己将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自己是国家的功臣，自己将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名垂青史……
人们还沉侵在自我陶醉的激动中，冯乡长又循循善诱，把另一个美好的场景推到了大家眼前：“我们的奉献不是没有回报的，上边讲了，我们迁一家保千家，今后，下游那些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获得利益的‘千家’也会反过来扶持‘一家’搬迁移民的！”讲到这里，乡长激动了起来，他同时高高地伸出双手，然后又将左右手的食指同时伸出，边用右手的食指压在左手的食指上边动情地说：“大家设想一下，一千家来帮助一家那将会是怎样一个概念啊，一家帮你一元钱是多少！帮你三元又是多少！帮你五元呢……”
这位高明的诱导者首先陶醉了自己——冯乡长眼里放射出发现阿里巴巴山洞般的狂喜，久久地伸着两根指头也忘了放下，给与会者留下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雕像”。过了许久，会场里交头接耳的嘈杂声才使他从那个由数字换算出的财富世界里走出。喝一口水后，他接着换算另一笔账，“退后一万步讲，即使没有一千家帮一家我们也不会吃亏，国家要给我们广大移民‘输血’，按搬迁政策什么都会有专门的搬迁补助。我给大家透透风吧，一棵树赔多少，迁一座坟赔多少，拆一间房赔多少，上级都是有规定的。上级还有一个对我们移民非常有利的重要规定：在迁移区新恳荒地前3年不能达到安置区同类土地常年产量的，其产量差额部分由国家予以必要的补偿，并在3年内免交农业税。我可以肯定而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搬迁的移民只会越迁越好，越迁越富。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迁出地现在的水准！”
村大队长李运龙赶紧附和：“肯定会越迁越好，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嘛……”
冯乡长和李运龙等人在作这番宣传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明明知道，眼前这些先遣队员要去的宁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他们也知道，1956年，三门峡水库移民计划中移民补偿费为每人620元，远迁为每人800元，这点钱，除掉干部进行移民工作的办公费和移民的路费就会所剩无几了，还有什么钱去安置移民？还有什么钱去保证他们能“越迁越好，越迁越富”？还怎样使“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迁出地的水准”？
冯乡长更没有想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和人的作用，逐渐降低移民安置补偿标准，1958年减少到每人429元，1959年降为每人316元，有人甚至还提出不给一分钱也可以搞好移民安置的口号，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关中移民安置质量的低下。
对此，1958年4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视察三门峡水库工地时曾痛心地讲道：“在移民问题上,我们犯了一个政治错误。那就是去年增产节约预算下来以后,我后来才听说（移民资金部分）少发了一些钱,这个影响很坏。”总理强调：今后，有关移民问题,一切合理的要求,中央一定要负责解决。陕西一定要把迁移工作做好。
总理的指示并未能在陕西得到很好贯彻，导致不少移民无房屋栖身，无土地耕种，无饭吃无书读……
公正地说，出现这样的局面不能全怪基层的干部们，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确使冯乡长这样的乡镇干部陷入两难：“没有钱也要搞好移民安置”的口号使基层的干部们成了无米之炊的“巧妇”，他们不用虚幻的“画饼”和“美好的前景”去欺骗移民，移民就不会到风沙蔽日、环境恶劣的宁夏，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三门峡电站就不能开工，自己就完不成上边下达的任务，就会轻者受批评挨处分，重则丢官失职。在国家建设、自身利益与移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干部们只有选择欺骗去坑害28.7万关中移民。
世间的事似乎皆有因果报应。当年，冯乡长在会场上对“迁一家保千家”与“千家扶持一家”的即兴发挥和对移民迁往宁夏后那番美妙图景的描绘使他在几年后也遭到了点小小的报应——1961年底，在下乡的路上，冯乡长被从宁夏逃回的那些愤怒的先遣队员们用麻袋蒙住脑袋一顿狠揍，打掉了四颗门牙，从此说话吐词不清，只好安上假牙。
如今，早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冯乡长仍时不时会为过早离开自己的四颗门牙感到惋惜，也会良心发现地对当年那次会场上的欺骗感到歉意。但在有生之年，他也许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会场上受骗者如痴如狂的情景——自己的慷慨激昂使整个会场的人也慷慨激昂起来，自己带描绘性的煽动和李运龙的“画龙点睛”点燃了参会人员心中的烈火，会场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除一些可能有如刘支书所说的那种“狭隘小农意识”的人显得态度冷淡外，大多数到会积极分子都很激动，有的自觉地在鞋底上蹭灭烟头专心听讲，有的以点头微笑表达自己的心领神会，有的还用笔在黑乎乎的本子上记录着。这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渐渐演绎成了无法控制的狂热，义和村那个后来到达宁夏陶乐县平吉堡后聚众逃跑的李志强还带头呼起了口号：
“坚决支持国家建设！”
“牺牲我一家，幸福千万家！”
“迁出华阴县，为国做贡献……”
按会议议程，积极分子代表开始表决心。这一议程也是事前就安排好的，决心怎么表，说些什么，乡里已派专人把关。所以，大家的决心都近似于“坚决支持国家建设”、“迁出华阴县，为国做贡献……”之类的口号。
刘怀荣的发言却没有按乡里的“套路”来——他从人群里站起，先讲起了华阴、大荔四县的人文地理：“刚才，刘书记说我们这几个县像一块瓦片，这的确是一块令人难以割舍的‘瓦片’啊！这几天，我反反复复研究了地图，才发现我们这里的地势是以渭河为轴线，形成了南北两山、两塬和中部平川五大地貌。我们这里有山有川，有塬有滩，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尤其是水源丰富：黄河自北而来，沿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大荔、华阴边境流过。洛河自西北而东南入渭河，渭河自西而东，在境内汇人黄河。这些，都是上天赐予我们丰衣足食的保证。秋季，我们这块“瓦片”上简直就是一片棉花、粮食、油、西瓜、苹果、花生、红枣的世界……”
“怀荣，别扯得太远了！”刘怀荣正讲得兴起，村支书刘柏松打断了他的话。平时开会，刘怀荣就常爱提些相反的意见，弄得村干部们很是难堪。在事关国家移民大事这样的会上，刘柏松见自己的这个部下信缰由马，山南海北地闲侃，怕他又唱反调，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忙进行发言引导：“你就代表全村八个队的干部，表表如何用实际行动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的决心吧。”
刘怀荣有些激动地应道：“决心要表，但我想多说几句！”会场里有人应和：“刘队长已憋好多天了，让他讲吧！”“我们没机会发言，已托刘队长替我们讲讲，怎不让说呢？”
冯乡长见状，摆摆手说：“刘书记，怀荣心中有话，让他说吧！”
得到乡长首肯，刘怀荣重新接上了被村支书打断的话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厚重，源远流长。距今约8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就在我们这些地方繁衍生息；周、秦、汉、唐两千年间，我们这里是京畿重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被称为五岳第一庙的西岳庙，中外驰名的西岳华山就在我们县内。隋文帝杨坚这样的皇帝，杨玉环这样的美女，还有好多我说不出名字的文臣武将也都出在我们这里。这些都说明我们这一带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说到这里，刘怀荣话锋一转：“我们这里是金不换的风水宝地，最初听说要把我们迁走我还有些想不通，但通过上级的宣传发动，现在我想明白了，国家要治理黄河，要建水电站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这些托**党的福才翻身做了主人的贫下中农，我们这些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分子，还有什么二话可说？还有什么理由同党同国家讨价还价！其他人怎么做我不知道，反正我刘怀荣一家决不含糊，坚决支持国家的移民政策，迁到南宁去建设新家园！”
冯乡长、刘支书等人带头为刘怀荣的发言鼓掌并带领大家把刘怀荣的发言内容变成了高昂的口号。“坚决支持国家移民政策，迁到南宁建设新家园”等口号透过教室，在茫茫雪野回荡……
3、导演激情
一棵不知有几百年的歪脖子槐树矗立在华阴县义升村村头，巨大的树冠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夏天纳凉，平时开会，小孩子们游戏嬉闹，走累了的人休息一下，农闲时，村里的婆姨们聊天做针线活都会选择在这棵树下。于是，有人戏称歪脖子槐树是义升村的“活动中心”。刘怀荣回忆说：动员大会召开的当天，渭南地委的文件便贴上了“活动中心”那棵歪脖子槐树：
“……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水库是我们的前人想做而未做成的大事，它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这种对国家对人民都会带来极大利益的工程，必然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极端仇视。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谣言，阴谋破坏治理黄河工作。对此，我们的移民工作必须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
根据渭南地委的安排，华阴等县部分村社将移民宁夏。为了给移民宁夏创造条件，各县都以村成立了先遣队。地委文件规定：“先遣队员必须以党团员、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为主要力量，吸收部分表现较好，条件成熟的上中农。严格禁止地主、富农、管制分子或他们的子女和直属亲戚进入先遣队。在移民过程中，对他们，要严格管制和进行秋风扫落叶般的斗争”。
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华阴县还规定：愿意参加先遣队的村民以社为单位报名，然后村里讨论，报乡政府进行政审，最后由县政府批准。
踊跃的报名在“积极分子动员大会”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义升村第一个报名的是刘怀荣——本来，按政策规定，报名应“本人通，全家通，全社通”。可刘怀荣未与家人商议就缠着村干部硬要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报到赴宁夏先遣队。村干部说，先遣队不要老人小孩和妇女。刘怀荣说，我去总可以吧！他们第二批去。村干部劝他，“你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可要三思，一下子把十几口都迁去，就不留条退路？”刘怀荣两眼一瞪，“支援国家建设还留什么退路！”
这件事经华阴县委宣传部那帮笔杆子一提炼，刘怀荣很快就成了移民宁夏的典型。“典型”的事迹马上配合库区移民的大局四处流传——那些日子里，县、乡干部们起早贪黑地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各村社，不断把刘怀荣这样的动人故事以通报、报告会等形式传递给本县或大荔、朝邑等县年轻的积极分子们，然后，又把大荔、朝邑等县积极分子的故事搜集给华阴的积极分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同刘怀荣等人一起闹移民返库的原朝邑县严庄乡新东市村的赵德龙也学着刘怀荣当了一回移民先进。1956年，赵20岁，是全家10口人的顶梁柱——他的奶奶70多岁，父亲患严重胃病，母亲是个瞎子，六个弟妹都还年少，像这样困难的家庭连乡干部也不同意他参加先遣队。但几次动员会后，赵德龙热血沸腾了，去先遣队报名被拒绝后，他找到乡长刘怀兵嚷嚷：“我是共青团员，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先遣队？”好心的刘乡长劝他说：还是好好照顾家人吧，先遣队少你一个没什么，但你这个家少了你就更困难了。
赵德龙认为刘乡长不支持自己建设新宁夏，又去乡党委书记雷步怀那里缠，乡里“磨”不过他，只好同意他参加先遣队。五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历史时，赵德龙仍然十分得意，“我是全乡第一个报名的！”
全乡第一个报名的赵德龙和刘怀荣一样上了县里的简报，他们“克服家庭困难建设新宁夏”的事迹在库区家喻户晓……
据刘怀荣回忆：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能听到一些激动人心的先进事迹。什么义和村只分了30个先遣队员名额却有**十人争着报名呀，什么杨村某妇女要求和丈夫共赴西北呀，什么父子兄弟争着报名当先遣队的事迹和妻子劝丈夫踊跃“建设新宁夏”的典型人物不断在渭河平原上传颂，激励着更多的人上演绎出了更多更动人的故事。
刘怀荣解释说：那时，人们响应政府号召的积极性是真实的，大家要一心支援三门峡电站建设的热情也是真实的。但大家的积极性和热情也有因形势所逼而不得不表现的成分，你不表现就显得落后，就会被人瞧不起，就会有人怀疑你不支持社会主义建设。那个年代，如果有谁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那他离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
南洛乡义和村的那份血书也许就是这多种复杂情感的“结晶”。该村二社有个叫赵少虎的中农也去报名当先遣队员，因成分“高”了点，且他是独子，村里担心其走后无人照顾他的父母，故劝他不要报名。这位20来岁的青年急了，当众咬破手指在白布上写下“坚决要求参加先遣队”的血书交到村里。村里向乡里报告后，乡里又把那份开始发黑的血书上报到县里，县里政审的干部为其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少虎参加先遣队的事不但很快解决，他还成了建设新宁夏的典型，被县里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好一阵子。
为了把“建设新宁夏先遣队”的声势造得更大，华阴县除在各乡、村、社不厌其烦地大会动员，小会发动外，还在县城东边的岳庙布置了大型的“治理黄河大展览”等活动。朝邑、大荔、潼关三县也组织各村社的先遣队员和贫下中农轮流到西安文庙参观了“根治黄河水害”的展览。
两处的展览内容、形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电站的模型就放在中国地图的河南三门峡的位置上，女解说员用长棍一指，地图后西北五省的小灯泡全亮了起来。参观的先遣队员们激动得咬紧嘴唇边点头边鼓掌。在另一个模型前，黄河决口，泛滥成灾，把下游的人们淹得哭爹叫娘。女解说员一摁电钮，三门峡水库一下拦住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下游的群众立即脱离苦海，过起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参观的先遣队员们在拍红巴掌的同时，更觉自己责任重大，“迁一家，保千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4、“关中白菜心”和“天下黄河富宁夏”，你选择什么？
1956年初，强大的宣传发动攻势把“迁一家，保万家”和“建设新宁夏”的号召传达到大荔、朝邑、潼关三县时，其响应程度远不如相邻的华阴县那样热烈——这三个县也不乏有为三门峡建设而热血沸腾的青年，也有母亲送儿赴西北的典型。据记载：大荔县杨村，先遣队员的分配名额只有150个，却呼啦啦地涌去了1000多人报名，这样一来，就形成了100多起兄弟相争要去宁夏的“情况”。这边已争得不可开交了，县乡干部们在汇总情况时，还统计出了有200多名妇女在动员丈夫报名参加先遣队……
但在这些动人的场面背后，细心的干部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紧靠黄河的潼关县有不少人对要拆迁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县城一事有意见；朝邑县豫安乡豫安村那个70多岁的张老头不但不要孙子报名参加先遣队，还公开向乡干部叫板：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谁敢让我们迁走我就跟他拼了；大荔也有不少人质疑：宁夏有大荔这样的平原吗？那里一个劳动日可挣多少钱？有人甚至说：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条件，宁愿让水淹死也不离开……
这些与“一人迁，万人安”这一库区主旋律不谐调的“情况”被各县的领导们定为了“当前移民工作最大的隐患”。经过对大量情况的分析，几个县都终于找出了那些“隐患”背后的共同原因——富不愿迁！
大荔、朝邑两县地处关中平原东部，素有“三秦通衢”、“三辅重镇”之称。两县县域面积177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3万公顷，当时总人口60余万。而潼关紧靠黄河，境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几县皆水资源丰富，灌溉条件优越，有效灌溉面积占总耕地的70％以上。几县皆畜牧业发达，盛产棉花、黄花、花生、小麦等农作物，早就有“关中白菜心”之称。优越的地理条件加上村民们的勤劳，使得这一带富甲一方，农民更是富得让人眼红心热。
曾在大荔县政府工作过的退休干部李松柏（化名）告诉记者：1956年那阵，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而当地农民每个劳动日差的能挣三四元，好的可以达到七元左右，年纯收入能达到1200元至2500元。那个年代能有一两千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2006年10月，陈思忠等几个大荔县移民到北京办事，记者请他们吃了顿便餐，席间，几杯下肚，朴实善良的移民们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他们说：如果当年我们不移民宁夏，后来不反反复复折腾这几十年，今天与你坐在一起的肯定不是几个穷移民，这顿饭说什么也得我们请你这个京城里的记者了。
这些落魄的移民念念不忘当年的富裕：“那时，县乡干部刚有人戴手表，我们农村马上也有人买来手表。几乎家家户户都买了自行车，什么中国的名牌永久、日本名牌菊花、富士，英国的菲力普，我们那一带农村都有。一百多元一辆国产自行车，二三百元一辆的进口自行车，大家买时会轻松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大不过二三十个劳动日！”
如今，站在生活的废墟上回顾几十年前那些得意的生活细节，陈思忠等移民脸上笑着，眼里却泪光闪闪，“那时，我们县里的大多数干部都买不起自行车，下乡检查生产只能以步代车，我们这些农民却骑着自行车去赶集走亲戚或办事。每当自行车从那些走路下乡的干部身边呼地超过时，啧，那个神气劲儿，真让那些国家干部羡慕死我们了……”
令国家干部羡慕的肯定不只是自行车，陈思忠告诉记者，现在的人千方百计地都想自己的儿女去当国家干部，可我们那会儿有谁家去动这样的心思啊——那时，最穷的是县里的国家干部，最富的是我们这些黄河滩上的农民！
讲到此，他卖关子地问记者：知道我家去宁夏前有多少存款吗？
记者猜不出。陈思忠得意地伸出四个指头。
“四千？”记者吃惊地问。
陈思忠哈哈一笑：太小瞧我们了。告诉你吧，四万！
记者采访过的十多个大荔人——准确地说，是1958年将朝邑县并入大荔后的朝邑人几乎都讲到了一个名叫李英的朝邑县干部嫁给当地农民的故事。那故事的大概意思是，朝邑县一个叫李英的女干部到上八户村去驻村蹲点，却被村民的勤劳和富庶所吸引，并同上八户村的一位农民小伙子相爱结婚。婚后，还居然放弃干部身份和城镇户口在上八户村落了户，心甘情愿当起了农村妇女……
如今，对这个被朝邑人在几年前或几十年前就已给无数记者、作家讲述了无数次的故事已演绎出了多种版本，各种版本的故事元素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人们已记不得李英与那位农民小伙子结婚的具体时间，有说是1953年的，有说是1955年的，也有人说反正是解放后到移民前这段时间内的事情。李英下嫁那个白马王子尊姓大名大家也说法不一，有人说叫王某，有人说是张某，还有人说那男的好像姓刘。
故事元素在半个多世纪的传扬、演绎中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此事的真实。如今，这件事已深深扎根于库区移民的心中，在成为永不销褪的记忆的同时，也成为库区往日富庶的最好见证。
老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1956年，突然要如此富庶的“库区人”迁移他乡，他们能不产生“宁夏是否有大荔这样的平原”，“那里一个劳动日可挣多少钱”这样的问题吗？产生“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宁愿让水淹死也不离开”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干部们担心：村民思想深处的这种“隐患”会成为库区移民的最大障碍。于是，有针对的宣传发动在“库区人”中展开了。在村社的大小会议上，干部们鹦鹉学舌地讲三门峡电站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讲保护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种种好处，讲库区移民要放弃狭隘的小农意识，发扬“迁一家，保千家”，“一人迁，万人安”这样的无私奉献精神，更多的是讲宁夏的富饶，讲宁夏的移民历史。
老移民马连保回忆说：我就是那时才知道，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宁夏，是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织缠绕的地区。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曾派兵在宁夏屯垦，并在宁夏境内修筑了著名的秦长城。汉武帝刘彻向宁夏移民70万进行大规模开渠垦田。唐、元、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移民更是以空前的规模进入宁夏。以至于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宁夏有天下人，而天下无宁夏人。
特别是明代，内地读书人以及官员和被流放者频繁进入宁夏，这些“知识移民”积极倡导中原先进文化，建立学校，大兴儒学，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带去了一整套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宁夏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
马连保说：当时，县乡干部给我们讲来讲去，无非想用宁夏的富裕来引诱我们。但他们所讲的富裕的宁夏离我们太遥远太空洞，一些人听后态度冷淡。干部急了，问：听说过“天下黄河富宁夏”这句诗吗？有人回答：好像听说过。干部们说，这就行了。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宁夏是天下最富裕的地方。你们总认为“关中白菜心”最了不起，现在，“关中白菜心”和“天下黄河富宁夏”，你们选择什么？
村民们当然选择了那句流传甚广的诗句。干部们进一步巩固宣传成果，他们以谎言的道具蛊惑村民：宁夏也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大平原，过去后，每个人能分水田三亩，旱地七亩。并且，田地不会被黄河淹，水车就可以把黄河的水抽到田里，旱涝保收。
一个虚拟的“大饼”吊起了被发动者的胃口，村民们警惕的防线终于被发动者美妙的谎言击溃，视土地为生命的村民们砰然心动：在关中，自己才四五亩土地，还尽是旱地，移民过去不仅能多得一半的土地，还能分到水田！
远迁西北的好处令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干部们拿出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1955年7月18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念道：政府保证移民在到达迁移地点以后得到适当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政府将努力保证他们在迁移的时候不受损失，并且帮助他们在到达迁移地点后尽快走上安居乐业的道路……
干部们还给村民们念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1956年1月制定的《提纲》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村民到宁夏能分到十亩土地的佐证——“从水库区移民利益出发，主要考虑移民在迁移安置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水库区的原有水平并且要逐步有所发展提高……”
见仍有人将信将疑，县里派人去宁夏进行了考察。回来的人说：那边土肥地广，水源丰富，能保证一人分十亩田地，年收入肯定高出陕西这边！
后来，乡、村、社也派代表去了宁夏。代表回来的说法与县里完全一致。
这下，“库区人”不再瞻前顾后了。“走，建设新宁夏去！”
5、多情自古伤离别
《华阴县志》载：“1956年夏末秋初，关中多雨。麦登场，连降霖雨，麦生芽，损失严重。”
淅淅沥沥的细雨织成一张湿漉漉的密网，打捞着库区人的离愁和伤感，也打捞着库区人情感世界里的亢奋与凄惶。
多雨的季节，首批迁往宁夏的5200多名先遣队员于青春年少之时临危受命,带着一种朝圣般的神圣，将远离故土去西北高原续写使命的传奇……
随着先遣队出发的日子越来越临近，华阴县的先遣队员及他们的家属们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粮食卖了，鸡鸭猪狗卖了，房前屋后的树木卖了，房子全以100至300元一间折价卖给了国家，祖坟也迁移到了南北两面“瓦片”的高处。先遣队员们打点好行装，只等一声令下。
乡、村干部拎着盛满石灰浆的桶在先遣队员们的房屋墙壁上写下了醒目的“拆”字和“一人迁，万人安”之类的标语。
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种由凄凉到悲壮的气氛中，先遣队员们开始同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告别，一种“建设新宁夏，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夹杂着“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去阳关无故人”的离愁别绪，构成了那个夏末渭河平原上最复杂的思想情感。
一首当时在青年人中流行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给这种离别前的伤感更增添了几分浓厚的忧伤情绪——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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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朝平《大迁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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