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遭潜规则 项目公关吓得评委难回家
【北美在线
NAOL.CA】 2011/03/13
分类:贪腐
北美在线(NAOL.CA):
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邢新会经常应邀担任科研基金项目的评委。有时,邢新会刚刚得知自己是某个项目的评审专家的当天,各种各样的“沟通电话”就随之而来。甚至,他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有的项目申请人就给他打来了电话。更有甚者,如果到外地参加项目评审,各种名目的公关更是让人应接不暇。
中国青年报报doa,参评人拿着材料,恭恭敬敬地请他“指教”,带来的材料里经常夹着一定的“东西”。
“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邢新会不止一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
他不堪其扰。每当碰到这种情况,他不敢接电话。半夜12点之前,更是不敢回宾馆。公关的人常守在宾馆门口。
如果遇到的是与企业相关的项目,这种“公关”会变本加厉。邢新会说,以前企业为了拿项目,仅仅是公关主管领导,现在则开始“进攻”专家了。公关手段无所不用,甚至能千方百计打听到评委的家庭住址。
“只要是有评审性质的项目,公关都很厉害。”邢新会说。正因为如此,他一般不愿意去做评委。
“公关”的不只是科研项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说,每到评选博士点的时候,不少学校都要组织班子,举行公关活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拜访那些“疑似”的评审专家。因为评审专家名单是保密的,为了搞到这份名单,不少学校都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管理部门是从专家库里随机抽取名单,关键是能把专家库的信息弄到,这很有参考价值。”这位委员说。学校为此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比如,有个大学副校长,在外面专跑此事。为了拿下一个博士点,学校给的经费是100万元。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就当过“疑似”评审专家。但因为是随机抽取的名单,他真正参加评审的次数并不多。每年一到评审季节,有很多人来送钱、送物。这让他感觉很棘手:对方把钱放在信封里送过来,不收也不行,否则人家会认为这个专家太僵硬,不懂人情。
开始,他会把钱寄回去。可是一寄,这件事情就暴露了,对参加评审的单位损害很大。还有寄回去的钱,人家处理不了,因为这笔钱在账面上早就已经报销了。
至今,这件事都困扰着高抒。他又想了一个办法:把钱送给学校工会,过年过节时捐助贫困职工。但这仍不是妥当的办法。后来他又找了两个途径:捐给学校的发展基金和贫困大学生基金。
到现在,不会“搞关系”的高抒,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完全想凭着实力说话,不吃这套人情,在现今的评审中是要吃亏的。“现在不管是谁评,都要给每一个可能的评委打招呼。”邢新会委员说,否则就被认为是瞧不起对方。而国外科研机构的自律性表现在:就是即使知道你参加评审,也不会去找你,否则就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就因为不懂这些人情,吃了“闷亏”。他曾在博客中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他一共申请了3个科研项目,其中两个半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评审组的间接反馈是:谁让饶毅不联系我们、不尊重我们?
邢新会委员说,正因如此,这几年清华、北大在一些项目的争取方面,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制。“中国的事情,顶尖的团队不一定能得到关键的支持”。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他说,有些招标“猫儿腻”多得很,“科技界不能变成这种状态”。
各种项目评审没有办法取消,代表委员们就强烈建议取消由评审引发的种种评奖。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委员建议取消各种奖项评审的原因。”邢新会委员说,各部门各省乱七八糟的奖太多了,好多评奖都存在不正常操作。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原院长邵国培委员说,国外的科技奖励主要是学科行业的专业奖,评奖也不是政府组织,而是专业学会组织,每种奖项每年或几年评一次,每次评一两个人,评委都是行内的大专家,奖项少而精。可是我们的科技评奖往往是在短短的几天内,把各行各业的专家组织在一起,对各学科门类的几十上百个项目进行评审,每个项目的介绍和答辩不超过10分钟,每个专家都不是全才,一天要审几十个项目,怎么能评得准、评得好呢?
“我们的科研项目鉴定也不规范,鉴定委员会是自己请,常常是只请朋友,不请对手,相互捧场,高抬贵手,很少看到不过关的鉴定会。”他说。
对此种种现象,邵国培委员说,广大科技工作者也看不惯,甚至很反感,但是对这种环境也无能为力。他建议,大幅减少科技奖励种类和数量,取消二等和三等奖,取消大部分政府奖和部门奖。
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交了一份提案:废止国家科技进步奖!
他说,不但要废止国家的,连省部级的也要取消,因为各级科技进步奖已经“太多、太滥”了。在我国面向科研成果设立的三大科技奖项中,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都是少而精,科技进步奖数量太多。
尹卓告诉记者,自己连续几年在科技界了解情况,很多人呼吁取消科技进步奖。一位科学家做基础研究,多年积累才有可能拿到自然科学奖或技术发明奖,而他的同龄人也许几年就拿出一个成果,获得科技进步奖。而人事部门将奖项与晋级挂钩,这些人就晋升得很快。
“这就形成了一个导向:谁都不要搞基础研究。”尹卓说,现在有一种“逼良为娼”的功利主义倾向,很多年轻人来了一两天就学“坏”了,满脑子都是干“快”活儿,甚至不惜造假。他说,这才是最危险的。
“如果评审都没有自律性,评审就没有意义了,都是游戏。”邢新会委员说。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一点,管理体制必须规范化,必须有好的制度建设,让所有的人都有安心工作的环境。“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科技发展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浪费”。本报记者
原春琳 张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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